一、官修谱牒的衰落
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到了宋代,这一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官修公谱逐渐废绝。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唐末农民起义和五代连年战乱,门阀士族制度受到了致命打击,官修姓氏望族谱牒失去了实用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日趋衰落而废绝。
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实行是导致官修谱牒废绝的主要原因之一。赵宋时期,科举制度强调才学取士,不再看重门第出身,谱学因此逐渐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仕途为世家大族所垄断,谱学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行对旧有士族是个沉重打击,但唐朝并未完全反对士族制度,而是以李氏、武氏皇族等新士族集团替代旧的士族集团。唐朝政府曾先后三次大规模编纂官修谱牒,但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严格,官修谱牒失去了仕途与婚配的实用价值,逐渐走向历史的尽头。
二、战乱的冲击
除了科举制度的影响,唐末和五代时期的战乱也是造成官修谱牒废绝的重要原因。唐末农民起义和五代十国的连绵战乱,给原来的士族势力以沉重打击,促使家族频繁迁徙,原有士族势力纷纷解体。战乱不仅冲击了原有崇尚门第的婚姻观念,也造成了大量官修和私修谱牒的散佚。原来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
到了宋代,官修谱牒已失去了仕途和婚配的客观需要,且因“士族亡其家谱”,“旧谱十九散亡”,即使宋朝政府再想编纂官修谱牒,也已经没有条件了。官修谱牒既无必要,又无条件,它的废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
三、私修家谱的兴盛
尽管五代战乱对私修家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宋代自仁宗以后,私修家谱逐渐恢复发展,到了南宋更是盛行。私修家谱在宋代获得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封建政府的支持与倡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家谱已由从前以仕途和婚姻为目的,转向尊祖收族的教化功能。尊祖收族能提高家族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宋朝政府对私修家谱持支持提倡的态度。江西宜春《袁邑刘氏族谱》卷一载《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表明宋朝政府对修谱持倡导支持的态度。
其次,宋代社会经济发展、都市繁荣、大族兴起,直接促进了私修家谱的发展。宋代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活跃,海上贸易发达。随着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城镇商业兴盛,财富集中,大族兴起。这些“乡县豪吏,族系相依”,亲属众多,十分重视谱牒的编修。而宗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又为家谱编修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印刷术的进步
宋代图书印刷事业的空前发达也促进了家谱编修的兴盛。在印刷术没有出现之前,所有书籍全靠手工抄写流传,费时费力,量少质差,成本高,复本少,严重影响了书籍的传播与流通。唐宋以前,包括家谱在内的很多重要的著作失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著作全凭手抄,少有复本的缘故。
到了宋代,图书印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印刷事业遍布全国,杭州、福州、徽州、建康、汴梁等地成为各有特色的刻书中心。刻书的机构则发展为官刻、坊刻、私刻三大系统。当时很多编修家谱的家族往往采取私刻的办法,按各房、支的数量及时印刷家谱著作,家谱的印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有力促进了家谱编修工作的兴盛。
五、家族教育的重视
宋代私修家谱兴盛还与当时重视家族教育有关系。科举制度自隋唐之后日趋严格规范,而地方的教育制度却非常败坏。司马光指出:“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闲官员以为师长。籍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不入。”
由于学校衰败,难以培养人才,于是一些官僚士大夫、土著豪族,为了教育其子弟获取功名或学有所用,就大力加强家族教育。当时家族举办族学,不仅要解决学生来源和就学的馆舍问题,而且要解决延聘师资的待遇等诸多问题。与此适应,一般的家谱中,均有关于塾学、义学、义庄、义田等具体规定。伴随家族兴办的塾学、义学、义田等的迅速发展,族谱也日益兴盛。
宋代私修家谱的兴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政府的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以及家族教育的重视,都为私修家谱的繁荣提供了条件。通过这些家谱,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家族的历史和传承,还能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的积淀。
宋仁宗皇祐(1049—1054)——至和(1054—1056)年间,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适应了当时社会上对族谱功能和编撰体例的新需求,各自编撰了本家族的家谱《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提出了新的编修家谱宗旨、原则、体例与方法,带动了整个宋代私修家谱的蓬勃发展(题目由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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