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官制度，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可是在元朝时期，科举制几乎被废除。虽然元朝中期恢复了科举，但科举的录取规模大大缩减（汉人+南人每年只录取100人），聊胜于无。明朝建立后，恢复科举。1370年，朱元璋规定，以八股取士，科举的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而且“四书”必须按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依据。也就是说，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的核心思想。这基本延续了元朝以理学作为正统的传统。但到了1373年，朱元璋又废除了科举。他认为科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也就说是，科举录取之人，大多是年轻人，对官僚系统不了解。所以，朱元璋还是觉得直接搞察举制得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察举制的问题很明显，一是容易形成拉帮结派的风气，这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二是察举制推举的人数毕竟有限，难以满足大明王朝全国上下的官僚人才需求。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在1382年重开科举，“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
明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正式举行，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圈定85岁高龄的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刘三吾是元朝旧臣，是个大儒，曾经担任广西提学，在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明史》称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考试结束后，刘三吾为首的考官选中录取宋琮等51名，这51人全部是南方人，被人们称之为“南榜”（录取人原籍分布：江西18人，浙江17人，福建9人，四川2人，云南2人，广东1人，湖方1人，南直隶1人）。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历史上，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在两宋时期就超越了北方，北宋时期科举考试，北方人就考不过南方了，北宋为平衡这种差距，就实行南北分卷的制度。蒙古崛起后，在北方大规模屠杀，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减少，北方的经济、文化就难以与南方相提并论了。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后，并没有恢复北宋的南北分卷，自然也就可能产生录取的都是南方的现象。会试落第后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跑到礼部鸣冤告状，告考官刘三吾等偏私南方人。而在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官收了钱的，有说主考官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有眼。消息很快就传到朝廷，朝堂上下震撼。这就是史称明初科举考试中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刘三吾舞弊案”“南北榜之争”“南北榜事件”。
那么，刘三吾等人偏私舞弊了吗？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刘三吾是一位本分的学者，肯定没有作弊。从制度上说，科举早在北宋就采取了“糊名”、“誊录”等防考官作弊的手段，考官在阅卷时根本不知道考生姓名，所以想要舞弊是非常困难的。
朱元璋对这榜单“怒所取之偏”。明朝统一南北后，急需笼络人心，尤其是争取北方士人的支持。在元朝时，北方士人的地位比南方士人高，所以许多北方士人怀念元朝，而朱元璋则希望利用科举制来争取北人之心。“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此外，朱元璋也想通过科举制度来抑制江南文人的势力。自明朝建国以来，朝廷的主要官员基本都是江南人士，如果以后科举在大规模录取江南士人，那江南士人的力量必定膨胀，不利于明朝皇权的集中。
在先后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及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为安抚北人的情绪，三月初十日，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一个12人的调查小组，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廷试取录的陈䢿、尹昌隆、刘仕谔等，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增录北方人入仕。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51人皆是凭才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无法接受调查结果，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有人上告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
朱元璋大怒，五月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翻起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受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涉案被杀约200人。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是为夏榜。因所录61人全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该案在明代产生的最深广的影响莫过于分地取士，即南北卷或南（南直隶的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中（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滁州、徐州、和州）北（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卷的产生，若单就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本来不应该有地域之分，若从政治维稳角度，又必须做到相对均衡。洪熙元年（1425）开始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分南北取士除了笼络北人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兼顾南北士人的优长。“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南北榜案”使得科举制作为中央政府用来控制、调节地方利益均衡的政治手段，增强了帝国的向心力，维护了国家内部各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对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历史的每一次前进，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故事，甚至流淌着无辜者的鲜血。这就是帝王之术。“南北榜案”这起案件最离奇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三吾、白信蹈等主考官和被录取的士人涉嫌徇私舞弊，很显然是一起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