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仲容（633—703），字元凯，陈郡长平殷氏十四世祖，初唐著名书法家、画家，官至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早年17岁以唐太宗挽郎入仕，历任雍州参军、秘书郎、详正学士、麟台丞等职，文散官自朝散郎升至正四品下阶通议大夫。38岁袭父爵建安县开国男，十四年后进子爵，食邑四百户。垂拱元年（685）因亲属牵连贬隆州长史，此后在京城与远州间多次贬谪升迁，689年召还任冬官郎中，694年再贬施州司马，699年复授行麟台丞回长安。出身书香仕宦世家，高祖殷不害南朝梁、陈两朝重臣，曾祖殷英童善画兼楷隶，祖父殷闻礼曾与封德彝、颜师古共主修史，父亲殷令名是书法家。夫人颜颀为颜师古之女，殷仲容是颜真卿的舅祖，颜惟贞（颜真卿之父）少孤，曾在殷家受教养。擅长篆、隶书，尤精榜书题额，武则天时期多为其题写名胜匾额。绘画工于人物、花鸟，墨色运用独特。
殷仲容画像
一、仕宦生涯稳中求进
殷仲容的政治业绩以稳健的中层文官履职为核心，虽无惊天动地的重大建树，但在初唐至武周的复杂政局中，始终以世家操守完成各阶段政务，最终官至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是当时兼具文化声望与行政能力的典型仕宦代表，他的政绩更多侧重其艺术成就。
入仕起点：17岁的殷仲容以唐太宗挽郎身份起家，这是公卿子弟专属的晋身通道，直接获得正式入仕资格，随后历任雍州参军、沛王府法曹等职，逐步积累地方与王府行政经验。京官履职：在朝期间官至工部郎中，掌国家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政务，依托自身书画专长，主持完成了昭陵六骏题刻、多地官署寺观匾额题写等官方文化工程，是武周时期宫廷文化建设的核心参与者。地方治绩：以检校身份出任申州刺史，主政今河南信阳一带；两次贬谪期间先后担任隆州长史、施州司马，在偏远州郡妥善处理地方事务，未留下政务失当的记录，最终凭借一贯的操行被朝廷重新起用。爵位进阶：38岁袭父爵“建安县开国男”，后晋为子爵，食邑四百户，文散官从七品的朝散郎稳步升至正四品下的通议大夫，在武周酷吏横行的政局中，凭借家族根基与自身谨慎完成了平稳的仕宦进阶。殷仲容的仕途始终伴随“因亲牵连的贬谪——因才复用”的起伏，两次外放均非自身政务过失，而是武周时期政治清洗下的被动牵连，最终仍能凭借过往的治行与声望重返中枢，在当时的世家文官中极具代表性。
二、书画艺术成就卓越
殷仲容是初唐时期承前启后的书法与绘画兼擅的艺术大家，在书法与绘画两大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成就，是初唐篆隶复兴的核心代表、水墨写意花鸟的先驱，也是连接殷氏与颜氏两大书法世家的关键枢纽。
篆隶与榜书巅峰地位：他以篆隶书见长，尤精大字榜书题额，与同时代的王知敬齐名，被朱长文《续书断》评为榜书“绝笔”；窦臮《述书赋》称其“兼正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张怀瓘《书断》评其“题署尤静”；颜真卿《颜元孙碑》载“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时人“行者莫不驻车观之”。武则于时期两京多地的寺观匾额均出自他手，汴州安业寺、京师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州神马观等题额被赞“精妙旷古”。
传世隶书碑刻标杆：其隶书代表作《褚亮碑》《马周碑》堪称唐隶最高水准，《褚亮碑》被金石家誉为“唐石之最佳者”，结体方正端妍，兼具汉魏凝重质朴与隋唐妍丽规整；《马周碑》工整精细，带篆籀韵味，章法严谨一笔不苟。他还参与昭陵六骏石刻马赞（注：他奉诏为阎立本绘制的六骏图样题写马赞并主持刊刻，将绘画笔意融入石刻线条，是初唐书画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十四国酋长石像衔名的书写，是初唐官方书碑的核心人物。
书史承传关键枢纽：他是初唐篆隶复兴的核心推动者，打破了唐初行书独盛的格局；同时作为颜真卿之父的舅父，亲自教授颜氏子弟笔法，将殷氏家学传递给颜真卿一脉，为颜体书法的形成埋下了重要的技法根基。
篆书风格古朴典雅：篆书线条中自然融入隶书笔意，打破纯篆书的匀整刻板，兼具汉魏篆隶的凝重质朴与隋唐书法的妍丽规整，形成独特的篆韵隶骨风貌。字形结构方正端严，线条匀净厚重，摒弃了南朝以来篆书的纤巧习气，回归秦汉篆书面貌，尽显初唐盛世的雍容气度。大字篆书榜书“大乃有则”，结体开阔舒展，笔力雄健沉稳，题写在寺观额匾上“精妙旷古”，视觉冲击力极强，时人评价其榜书“麒麟将腾，鸾凤欲翥”，极具动态神采。笔画精雕细琢，章法排布规整有序，每一处转折、搭接都一丝不苟，体现出极高的技法规范性，是唐初篆书中“尚法”的典型代表。
现存世的唐代文物《马周碑》，是由殷仲容书丹的碑刻，碑文书于唐永徽二年（651），立于上元上（674），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由许敬宗撰文。碑身高358厘米，下宽116厘米，厚39厘米，碑额篆书阳刻“大唐故中书令高唐马公之碑”。原存于陕西醴泉县烟霞乡马周墓前，1975年移入陕西醴泉昭陵博物馆。碑文以八分隶书书写，现存37行，满行约84字，现多数字迹磨损，仅左上部分保存较好，残存四百多字。该碑书法工整严谨，结构紧密，兼具篆书遗韵，笔法流畅，与褚亮碑风格相近，但更趋规整。碑主马周为唐初宰相，官至中书令，贞观二十二年（648）逝世后陪葬昭陵。
现存于丹阳市延陵镇季子庙内的一通十字古碑，碑上篆刻十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相传为孔子题写，因此也称“孔碑”“十字碑”。至唐朝时，因年代久远，原碑风化开裂，铭文残破。为了使孔子墨宝永世流芳，在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李隆基敕著名书法家殷仲容将碑上的文字摹拓下来，珍贵的孔子手迹得以流传。唐大历十四年（779），润州刺史萧定来丹阳巡视，见季子庙破旧，孔碑残缺被土埋时，痛心不已。萧定独具匠心，将季子庙与季子墓合而为一。萧定又另选巨石作碑，命能工巧匠将殷仲容的拓本重刻于石，并亲撰《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请书法家张从申手书，镌刻于石碑背面。780年，延陵县令卢国迁又建碑亭进行保护，使十字古碑一直保存至今。现存碑为明正德六年（1511）再摹上石，碑阳十字即为殷仲容临摹的拓本，已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水墨花鸟开山之祖：他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尝试以纯墨绘制花鸟的画家，突破了初唐花鸟画全靠重彩敷色的主流范式，做到“或用墨色如兼五彩”，仅靠墨色的浓淡变化就呈现出丰富的色彩质感，为后世水墨写意花鸟开辟了道路。
墨兰绘画的开创者：史载兰草入画便始于殷仲容，他以半生练就的隶书笔意写兰叶，藏锋行笔沉厚圆劲，用浓淡焦墨区分叶的主次向背，不施半点丹青却尽显空谷幽兰的清逸风骨，将兰花从普通观赏草木升华为承载文人君子品格的意象，成为后世千年文人写兰的引路人。
人物写真造诣精深：他工于人物肖像写生，画人物“妙得其真”，时人将其画艺与盛唐花鸟画大家边鸾并列，是初唐少数能兼顾人物、花鸟两大题材的全能型画家。
三、政治牵连两次贬谪
殷仲容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重大劣迹争议事件，后世对他的相关讨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在武周时期的特殊仕途际遇，二是他的入仕与家族姻亲网络的强绑定关系，并未形成激烈的历史评价冲突。
垂拱元年（685），他因亲戚犯罪被牵连，从京官直接贬为偏远的隆州（注：治所在今四川阆中）长史，这是他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史料并未明确记载他本人涉案，仅标注为坐亲累，后世有观点认为是武周初期清洗李唐旧臣姻亲网络的波及事件，他属于被动卷入政治风波，而非主动参与谋逆类重罪。目前存世的所有公开资料，包括2004年西安出土的《大周故麟台丞殷府君墓志铭》在内，都只明确记载殷仲容在垂拱元年因“枉以亲累”被牵连，从秘书丞左迁为隆州长史，并未点明具体是哪一位亲戚犯罪导致他被贬，用“枉”字也说明他本人是无辜受牵连的。后世的各类画史、书史、正史传记等公开资料，都只沿用“因亲属牵连被贬”的笼统表述，没有补充具体涉事亲属的信息。垂拱元年正值武则天临朝称制、大肆清算李唐旧臣和关联士族的敏感期，这一阶段大量官员因亲族牵连被坐罪贬谪，很多事件的细节在武周时期的酷吏政治下并未留下明确的传世记录。根据目前最主流的学术推论，学界普遍认为这次牵连事件的涉事亲属，大概率来自琅琊颜氏家族：殷仲容的夫人颜颀是初唐大儒颜师古的女儿，颜氏家族在垂拱初年有多位核心成员卷入科考和政治风波，其中颜真卿的祖父颜昭甫一支的亲属，在这一时期恰好有坐罪记录，时间线完全吻合。大量受牵连被坐罪贬谪的官员，很多事件的细节在酷吏政治的高压下，当事人墓志中都刻意隐去，避免留下文字记录给家族带来二次灾害。
长寿三年（694），他再次被贬为施州（注：治所在今湖北恩施）司马，同样没有留下明确的涉案罪名记录。结合当时的朝堂背景，这次贬谪大概率与武周时期的酷吏政治、派系倾轧有关，他作为前朝旧族成员，属于被打压的对象，而非自身存在明确的政治贪腐或渎职行为。殷仲容在这次被贬施州司马的直接原因，2004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大周故通议大夫行麟台丞上柱国建安县开国子殷府君墓志铭并序》有明确记录：“如意元年，即正授申州刺史。长寿三年，滥冶长之非，左降施州司马。至圣历二年，以旧德被追，行麟台丞。”墓志中记载的“滥冶长之非”，是关于这次贬官最直接的一手史料，属于武周时期的非罪牵连性贬谪，并无明确实指的重大贪腐或谋逆罪状。“冶长之非”用的是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公冶长的典故：公冶长因被误认卷入牢狱之灾，实则并无明确实罪。墓志用这个典故，是殷仲容的家人为其撰写志文时的委婉表述，说明这次贬官和垂拱元年的“枉以亲累”性质相近，属于被亲族相关事件牵连、以莫须有的轻罪名义外放，并非他本人有明确的重大职务犯罪记录。长寿年间正是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大规模清洗异己的关键阶段，来俊臣等酷吏大兴诏狱，大量世家旧臣因亲党牵连被外放远州。殷仲容作为出身陈郡殷氏、长期与颜氏等南朝旧士族联姻的老臣，又曾在相王府（后来的唐睿宗李旦）担任咨议，本身就属于武周政权重点防范的群体，这次贬谪本质上是武周巩固统治过程中对旧臣清流官员的一次常规性打压。墓志的记载，是目前可考的最权威结论。圣历二年（699），67岁的殷仲容凭借此前积累的良好品行与官声，被朝廷重新起用，复授行麟台丞（即秘书丞），重回曾担任过的清要职位，执掌皇家图书典籍。
后记
殷仲容复职后，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余年在京城与偏远州郡之间反复贬谪、奔波的生涯，得以在长安度过了人生最安稳的五载晚年时光。久视元年（700），他的文散官品级晋升至正四品下阶的通议大夫，这是他仕途生涯的最高品阶，地位尊崇且待遇优厚。长安三年（703）四月二十九日，71岁高龄的殷仲容在长安通化坊私宅安然去世，寿终正寝，走完了从17岁唐太宗挽郎入仕，历经四朝、两度贬谪最终安享晚年的完整一生。同年七月十七日，他与早在仪凤二年（677）就已去世的夫人颜颀（为颜师古之女，字女英，享年37岁），合葬于长安附近的乾封县高阳之原，夫妇二人最终归葬一处。殷仲容夫妇合葬墓于2004年7月被考古发掘，出土两合墓志，分别为《大周故通仪大夫行麟台丞上柱国建安县开国子殷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大唐相王府谘议殷府君故妻颜夫人墓志铭并序》，殷仲容墓志由其子殷损之篆盖（注：墓志篆盖由其三子殷损之用篆书完成）、殷承业书丹（注：墓志由其次子殷承业以楷书书写，整体呈现初唐晚期温润雅致、端庄秀丽的成熟书风），墓志记载殷仲容官至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印证史书中其善篆隶、工花鸟的记载，也印证了颜真卿早年受教于殷氏舅家的记载。
殷仲容没有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单独列传，只有零星记载散见于他人传记中，如《新唐书·李嗣真传》提到其奉诏书碑之事。他的生平事迹主要在《述书赋》《书断》《图绘宝鉴》《旧唐书本传》《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集古录》等书画文献中有载。
部分后世士大夫认为，作为出身南朝旧族、世代仕唐的传统子弟，殷仲容在武则天改唐为周的过程中，始终接受武周的官职任命，甚至凭借书法才能获得武则天的特殊赏识，没有表现出对李唐王室的守节姿态，这在传统忠君史观下被视为轻微的“失节”争议点。
但更多史料倾向于认为，殷仲容本质上是纯文艺型官僚，他在武周时期始终未进入核心权力圈层，也没有依附酷吏、构陷同僚的记录，两次被贬后又因“操行无亏”被重新起用，整体政治品行并无明显污点，所谓的失节只是后世严苛的道德评判，并非当时的官方定论。
殷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