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意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修持身性。修身的具体行为表现日常生活中就是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修身的本质是一个长期与自己的恶习和薄弱意志作斗争的过程，时时检束自己的身心言行，用诚心、仁爱、谦逊的情操来祛除思想中的杂质，理治那些令我们轻浮、骄傲、自大、邪僻的外因、内因。修身最切实的办法就是择善而交，用最朴实无华的态度切磋仁爱的学问，开辟出人生的境界，生命的善果就会渐渐成熟，华而硕实。“修身”一词出自《礼记·大学》，但道家、墨家也都讲修身，内容不尽相同，道家的修身要求做到顺应自然，墨家则要求做到志功合兴利除害、平天下。
在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讲习修身之道犹为重要。而时代的俗世化，且让人忧心忡忡。俗世化最显著的表现是物欲横流，耻感淡薄，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各种殊无禁忌刺激感官的话题充斥于日常见闻，确是不争的事实。“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是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物质享受高度发达，为什么社会道德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要找回人之为人的基本精神、重构社会的基本价值，该从何处入手？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在《论知耻》文中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这六组价值理论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是为中国人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价值。《论知耻》以疏解《礼记·中庸》提出的修身三达德（智、仁、勇）为题点，论证“知耻近乎勇”一德为士的首要品格，对“好学近乎知”和“力行近乎仁”两达德，疏解仁是亲、爱、宽、博意涵的括称，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方能得以呈现。孟子的“人之四端”，其中“羞恶之心”即为知耻，无知耻之心，在孟子看来则为“非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语出管仲，也是第一次把“耻”和“廉”连接起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的叙论中提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至明末清初，顾炎武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更提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发人警醒的人类尊铭，并在《日知录》中讲“知耻”与修身连在一起。
《礼记·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和《礼记·大学》的思想完全一致。大学之道的“三纲领”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盖“新民”是指人格的培育，恰合于“三纲领”所期待的完美的教育目标的本义。亦即“明明德”是指德，“新民”是指教，“止于至善”是指通过教的过程，以复其本然之善。而为了实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纲领目标，《大学》给以实施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无论反推还是正演，“修身”都是扮演转折角色的核心环节。“八条目”可简化为：“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段落性更为清晰，可分解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为“格、致、正、诚”，第二段落为“修、齐、治、平”；“格、致、正、诚”四条目，可以理解为“修身”的细目，而修身又是“修、齐、治、平”四条目的起点。可见修身既是大学之道“八条目”的转折点，又是“八条目”承上启下的关节点。
所以《礼记·大学》给出一个总括性的结论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是”是为全提，有不遗漏、无例外、全体皆然之义涵。这等于把“修身”当作了全体民众必须履行的共同义务，连天子也不例外。故在中国传统社会，修身不是一般的提示性的单一义务，而是全体遵行的普遍性的义务。不仅是大学之道的本，也是人的一生志业之本。所谓知就是要知本，所谓治也是要治本。所以“知本”是“知之至”，即“知”的顶点。换言之，要想让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和社会理想得以实现，首先必须从修身开始。
《荀子》也讲修身，但并不试图给修身下明确的定义，而是阐释何以需要修身以及修成什么样的德品。荀子认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向善，故《修身》开宗明义写道：“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灾然必以自恶也。”荀子本来主张人是“性恶”的，即把人的正常的欲望和生理需求，一律以“恶”括而论之。“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但荀子确乎是极重修身，言道：“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可见对修身的功用期待之高，而修身的不二途径，是经由礼义仁德的熏习培育。对一个士人而言，礼义仁德的养成既是修身的途径，又是修身的归宿。荀子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意思是说，修身的过程即是以礼义来“正身”的过程，而礼义的养成，须经过师法和学习。因而荀子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如此提倡以礼义仁德来“修身”，这与《中庸》的“修身”主张可谓同归而合流。《中庸》论修身，以“知耻”为始点，荀子的修身论，也以有无廉耻为贤与不肖的道德分界。“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偷儒”即为懦弱、怠惰、畏劳的代名词）。
《中庸》的修身“三德”，知、仁、勇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将“勇”、“知耻”和饮食联系起来，是由于在食物不是太丰富的历史条件下，遇有食不果腹的情况，或者有美味降临，不同的人面对食物呈现的各种情态，常常是德行的高下、有修养和没有修养的一个标尺。“勇”这种“达德”，是由于“知耻”而见乎勇。如果将“勇”用于“争饮食”，荀子称这种“勇”是狗彘之勇、小人之勇 。孔子也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王充在《论衡·非韩篇》里也讲到饮食和礼义的关系：“烦劳人体，无益於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未必有贼於身体也。然须拜谒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意即饮食肯定比礼义有用，但当君父赐食之时，你韩非为何还要先拜而后食呢？可见礼义是不可废的。盖礼义是文明的标识，接人待物，尤其是在饮食面前，可以使人少耻辱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综上先贤所述，知耻是修身的前提，知耻是自尊的重要表现，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唯有知耻，才有自尊，人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行自身出，身由心使。“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一个人具有正确的荣辱观，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我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尊严，重温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政治智慧，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贡献智慧。
殷生良
2017年岁次丁酉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