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虞我诈

      南蛮荆楚到庄王时开始了问鼎中原。为伐宋国找借口，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经过宋国时故意不向宋通报。申舟预料此行凶多吉少，将儿子申犀托付给楚庄王后前行。果不出所料，申舟到宋国后就被捉，宋大夫华元对宋文公（子姓，宋氏，名鲍，宋襄公孙，宋成公子，宋昭公庶弟，春秋宋国第二十四任国君）说：“经过我国而不向我们借路，这是把我们的国土当作了楚国的边邑。把我国当成楚国的边邑，就是等于亡国。把楚国的使臣杀掉，即便楚国来讨伐，大不了也就是亡国，反正都是亡国。”于是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后大怒，下令讨伐宋国。宋虽是小国，但要灭掉谈何容易？于是，楚军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楚军锐气大挫，决定撤军回国。

      这时，楚庄王的驾车大夫申叔时献计道：“我们可以让士兵在这里盖房、种田，装作要长期作战，宋国必然会害怕而投降。”楚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大夫华元见状，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决不屈膝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城里粮草早已用尽，大家只能交换死去的孩子而食，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即便如此，但我们绝不愿订立丧权辱国城下之盟，我们宁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三十里，我就听命于你。”子反听了这番话很是害怕，当场先与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楚庄王本来就想出兵，听了自然同意。次日，庄王下令楚军退兵三十里，华元亲自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作为宋的人质在楚做了一年的奴隶。后世将这一交战规则称之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此盟约即是“尔虞我诈”的出典。

      宋国为何要让楚国退三十里再订盟约呢？这与宋国特殊的国情和礼制有关。可以说，春秋文化，三分之一是宋文化。宋是殷商后裔的封国，周代殷后，微子启归周，被周成王封于宋，建都于殷的发祥地——商丘，以续殷祀。微子启携殷祭器“弃暗投明”，被孔子尊为“殷之三仁”。周为安抚前朝遗民，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给以宋“贵宾”待遇，免“包茅之贡”，并可以使用殷商的礼器。

      宋人从微子之后，一直循着“于周为客”的祖训，以维护周室为己任。事实上，周封宋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自己阻挡淮河东南夷的入侵树立一道屏障。纵观宋国的八百年历史，是不断与东南夷激战的八百年。从封邑百里的小宋，到不断向东南扩张，到成为称霸中原的一等大国，这与宋独特的文化和礼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殷商的后裔，仍保留着浓郁的殷商文化和风俗传统，武力征服仍然是其主旋律；“于周为客”，又不得不接受周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宋国实质上是在矛盾中求生存和发展，表面上维护着周王室，而骨子里却流淌着殷商先民的血。

      夹缝里求生存，使得宋人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但从宋宣公废掉自己的世子让自己弟弟即位开始，连续十代的动乱，《春秋》对其的讥讽用意显而易见。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宋文化被描绘成普遍愚笨而不思变通，“郑昭宋聋”是当时流行的话，也常被后世治史者当成证据引用。说郑国人眼睛亮，懂得随时变化，策略灵活；宋国则态度死板，很愚蠢。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到孟子的拔苗助长，从《战国策》中宋人外出学习三年回家直呼母名到《晏子春秋》宋人沽酒等等，无不以宋人的愚蠢为嘲弄的对象，这种对宋政治和文化的妖魔化蔑视，实际上是小邦周为合理替代“无道殷”的理论找借口的延续。

      宋在“十世之乱”中度过了东周初的百来年，直至宋襄公的出现。宋襄公让位庶兄目夷而目夷也谦让，即位后拜目夷为相，这在父子相残、同根相煎的春秋乱世，让国之举实不失为一美谈，为宋襄公赢得了仁义的美名；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临死前将公子昭托孤给宋襄公，宋襄公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又为自己赢得了诚信宽厚待人的美誉。宋襄公始思图霸，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扣押了滕君婴齐作为不臣服的典型后，再请曹、邾等国君在曹南会盟，因鄫国君主迟到了一会，竟命邾文公杀了鄫君后放在鼎里煮熟当祭品以祭祀睢水之神，以此来笼络东夷人心；同年秋，又因为曹国不服宋，宋襄公发兵曹国；公元前639年春，宋、齐、楚在齐的鹿地会盟，宋襄公以盟主身份拟了“共扶周天子王室”的盟约，楚成王和齐孝公签了字；同年秋，宋、陈、楚、蔡、曹在宋国孟地会盟，宋襄公以仁义之心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前往，结果被楚国劫持为人质并攻打宋，由于宋军民的顽强抵抗，楚才没有得逞，宋襄公也被楚国释放；公元前638年，郑、楚相亲，宋襄公亲征伐郑，楚出手相救，二军于泓水相遇，这就是春秋著名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以“蠢猪似”的“妇人之仁”严守军礼：“未既济”、“既济而未成列”皆不可攻，待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次年宋襄公因重伤而卒。宋襄公仁义图霸，先秦并未认可，只是到了汉代，史家才将他位列春秋五霸。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在那个乱世之中，谁不欺诈呢？正所谓“春秋无义战”。不欺诈就难以立住脚，难以为自己谋利益，不欺诈就不成交，就不能攻城掠地。于是，外交手段、外交辞令、结盟修好等等，便都成了欺诈的一种手段。无论说客们的言辞多么好听，都无法让人对其动机确信不疑，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是不讲诚信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现实情况，当人们在高喊什么调号的时候，往往正是缺乏那种东西的时候。春秋时代人们大讲信义忠诚，说明那时候最缺乏信义和忠诚。因此，在人们最信誓旦旦的时侯，最应该提高警惕。

殷生良

2018年岁次戊戌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