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中叶到西汉初年，我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大变动。社会政治形态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社会权力和地位重新分配。在这一大变革中，旧的贵族开始没落，不少人由昔日的座上客而一朝变成了阶下囚，有许多沦为奴隶，甚至被诛九族。于是，为保自身，自然有不少的人改变了原来的姓氏，而选择一个与一般平民没有差别的普通姓氏。
与此相反，在动乱的社会大变革中，另有一些人，尽管他们原是些无名小卒，乃至是一些根本无姓无氏的平民，却一跃而成了新的显贵。这种人，早在战国初期就大有人在，如有名的齐国游士冯谖，冯谖家贫，只好给孟尝君作食客。只因游说数见成效，渐成了孟尝君的座上客。秦末汉初，这种情况更多。例如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原是雇农出身；吴广，原是贫苦农民出身；周文，原为楚将项燕军中的小吏；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长，后为汉高祖；萧何，原为沛县小吏，后封为酂侯；彭越原为渔人，后封为梁王；樊哙原是杀狗匠，后封为舞阳侯等等。这些人，可谓是乱世涌现出来的英雄，他们本来出身寒微，没有一个是显贵的世族，因而，破坏旧的姓氏制度，废除一些古代的姓氏，创立一些新的姓氏制度，并代之以新的姓氏，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迫切的事情。
于是，延续了约两个世纪之久的用以“别贵贱”的氏，在这种社会地位的互换和出身贵族与出身平民社会地位的巨变的作用之下，自然也就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实际的意义。加上随之而来的姓氏观念的巨变，形成了姓氏合一的新的姓氏习俗。但是，由于缺乏资料，姓氏合一的习俗，究竟形成于哪个年代，现在尚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经推测，姓氏合一的形成，大约发生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最迟也不会晚于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既然只提姓和名而不提氏，可见当时姓与氏已经合一，或者说，氏已经融合到姓里面去了。孟子所说的这一姓与氏的变化形态，已经不再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姓氏形态了，而是与我们现今的姓氏形态大体相同了。
探究姓、氏合一的具体形态，我们发现，它既不是以姓代氏，更不是以氏代姓，而是在形式上只用姓而不用氏，在内容上对两者各有取舍。(1)取姓的不变性，舍氏的可变性。每一个宗族采用一个固定的姓，凡属该宗族的成员，世世代代永远使用这个共同的姓。这一点，大大改变了周初时期氏称多变的形态。至于赐姓和因避祸而改姓，这是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现象，也就不属于姓氏不变性这一范畴。(2)取姓与氏的一元化，舍姓与氏的二元化。姓即是氏，氏也即是姓，姓与氏不再区分，每个人仅有一个姓氏。例如，春秋末年的政治家范蠡，字少伯，原为楚国人，后随文种入越。帮助越王句践刻苦图强，灭掉吴国后，浮海到齐，称鸱夷子皮。不久，又入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成为巨富。从他的经历看来，范蠡不仅三易其姓名，而且陶朱公，特别是鸱夷子皮，不但与一般庶民的姓名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根本不像一般的姓名，甚至都无法分清哪部分是姓，哪部分是名。不仅姓氏完全合一了，姓名仅成了个人的代称或符号。于是，有关姓氏以前的那些功能和意义完全丧失。
中国的氏，自从出现以来，一直用于别贵贱，只有贵族才有氏。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序中进一步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独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亡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由于贵族男子已经成为氏族的主体和代表，所以，氏便成了贵族男子的专称。这种贵族男子只称氏而不称姓的习俗，具有它深广的社会原因的：(1)称姓，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因为姓与生俱来，且早为始祖所有，而始祖又已经久远，因而单表来自始祖之姓，既不能表明世族的地位，又不能显示自己如今拥有的身份。(2)通常来说，称氏便自然地可以知道姓，比较方便。
当然，氏所以别贵贱，贵贱的范围很广。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曾说：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技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
由此可见，氏并不为贵族所专有，而平民也可以有氏。它实际上是上下等级的一种标志，氏确实有区分高低贵贱等级的作用。比如，平民中，根据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而言，有匠者氏匠，屠者氏屠，御者氏车等。
到了战国后期，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由于封建制度战胜了奴隶制度，反映奴隶主贵族的姓氏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不只是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也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因而姓和氏开始融合成一体了，不再分开使用，也不再加以区别了。
汉代时，姓氏之间的区别更不为人们所注意了。或者称姓，或者称氏，或者兼称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道：孔子“字仲尼，姓孔氏”。这是司马迁的误记。其实，孔子的祖先为宋国王族，子姓，孔只是氏，而不是“姓孔氏”。其他如秦始皇，姓赵氏，等等，也都是同样的误记。也说明汉代人已不注意姓和氏的区别了。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对司马迁受时代的影响，错误地用汉代的姓氏习惯去称谓西汉以前的姓氏的情况是有了解的，所以他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顾炎武批评司马迁“混用”；虽然正确，却没有准确地把握住从先秦到西汉，姓氏习俗中的巨大变化。司马迁对变化了的西汉姓氏习俗的忠实记录，虽不符合先秦时的姓氏习俗，但却反映了从先秦到汉初时期姓氏习俗的突破性变化。其中，特别是以氏为姓，姓、氏无别的变化，表明了五帝以来旧的姓氏制度的逐渐衰亡。至此，姓氏在汉代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姓氏习俗从此定型，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摘自《中华姓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