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刨根问底话姓源”——中华“姓”的源头在哪里?（下）
第四点，中华“姓氏”发展的基点。首先，这里的“姓氏”，用的是司马迁的概念。中华姓氏发展的基是“姓”。最古老的“姓”很少。东汉有位文字学家，叫许慎，他对“姓”的解释是这样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春秋传》日：“天子因生以赐姓。”按造字法归类，“姓”字是由“会意”的方法造就的——“从女、生”，意思是指：“姓”字与女人、生育相关。“姓”字形体本身就表现这一词义。华夏先民的子女都随母姓，因为不知道父亲是谁，即使想从父姓也是不可能的。最早的姓氏一定会“从女”，也就是随从母姓。刚才我曾说及“姜”姓，即所谓的“美女姜”，它是现行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炎帝的姓。炎帝为什么姓姜？因为他母亲住在姜水边，以“姜”来命名自己的部族，又以族为姓，所以便姓“姜”了。传说黄帝姓“姬”，因为他母亲就生活在姬水之滨，便用“姬”来命名她的部族。“姜”我们叫“美女姜”，是“美”的上头，底下个“女”字；“姬”，也是女字边；还有“姚”姓，姓姚的现在也不少。还有“妫”姓，跟姚姓同源。传说是虞舜的姓，因为舜生在“姚墟”——这地方可能是姚部落废弃的聚所，所以名为“姚墟”；这“姚墟”就在妫河拐弯处，就是古人说的“妁汭”，所以他有“姚”“妫”俩姓。夏商以前，多称虞舜姓“姚”；周武王分封古帝后裔，舜的后裔有个叫胡公满的，封在陈——即现在河南淮阳境内，古时或称宛丘——赐姓“妫”，以“陈”为氏。
还有一个“姒”姓，这个“姒”跟我们窦家就有点关系了——其实“姒”的本字应该写作“以”，也是“苡”的本字。有一种植物名叫“薏苡”，它的种籽脱壳以后叫“薏苡仁儿”，也叫“薏米”，可以入药，有渗湿利水的功效。中药铺有售，农贸市场也有的卖，可以买来熬点薏米粥喝，以食代药，能利水消肿，是不错的保健食品。传说夏禹的母亲郊游时吞食了一把薏苡，之后竟然怀孕了！生下个男孩就是大禹。大禹长大以后，帮着虞舜治水——尧本来任命禹父鲧治水，但没有成功；虞舜又举荐大禹治水，他成功了。大禹治水成功，受到嘉奖：封地赐姓——封在夏邑，建国号为“夏”；至于赐姓，帝舜可能考虑到禹母吞食薏苡仁儿受孕生下大禹的传闻，便赐姓“以（苡、姒）”，为表示是姓氏用字——当时来讲要从母姓，姓氏用字都以女字边为其基本结构，就在“以”旁加了个“女”字旁而成“姒”。词义变了，语言也随之而変，后世读音“S”。这个姒姓经四千多年的传承，仍活跃在中华姓氏的群体里，人数虽不算很多，但生活得十分顽强。
为什么说我们姓的和姒姓有点关系呢？因为窦氏家族是姒姓的分支。大禹之后，他的儿子启继位，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历史上称他为“夏启”。经四世而到少康，几乎灭国。经少康及其儿子龙、杼的努力，終于重振国威、中兴夏朝。后来，季杼承袭王位及其姒姓；伯龙驻守有仍（今山东济宁任城区），以“窦”为氏，窦氏族人多奉窦龙为自己的始祖。
最古老的“姓”并不很多，大多“从母姓”，书写形体大都帯有“女字边”，姜姓、姬姓、姚姓、妫姓、姒姓，包括秦始皇嬴政的“嬴”姓，以及姞姓、妘姓、妊（今写作“任”，音Rn，不能读成去声R－n）姓等等。赢政的“嬴”，注意别写错了，与输赢的“赢”不同：字下部中间是个“女”，不是“贝”。子姓的“子”，甲骨文有的写作“好”，“秦”姓写成“嫀”——是由“女”字边儿跟“秦”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一种认可，只要是用来表示姓的字，就应该这么写，表明“从母姓”的意思。我们最早的姓并不多，从不多的“姓”，发展为成干上万的姓氏群，这是一个恒久的历史过程，并将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说：“姓”是中华姓氏发展的基点。
其次，我说一下我们先人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应当明白，中华先民并非先制订好各项原则、而后才根据“原则”获得姓氏的。不是的，恰恰相反，先民们先有得姓受氏的实践，后世学者对这些实践进行各方面的研究，从中总结、摸索出规律性的内容，这就是“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的由来。
历史上研究姓氏的学者也很多。最早间述“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的是《左传》，左丘明写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候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到了汉代，有一个叫王符的，隐居在乡间，对世上的百态万事有自已的看法，写了一本名为《潜夫论》的书，其中有一篇《志氏姓》，专门讲姓氏，提出九条“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宋代，又有一位大史学家郑樵，编了一部《通志》，《通志》里面的《氏族略》，对我们中华得姓受氏的“原则”罗列了三十二条之多！郑樵感慨而言：“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赐姓，胙土而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则不然，论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类。左氏之言隘矣！”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左丘五条、王符九条、郑樵卅二孰优孰劣，重要的是应记取：“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是在姓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丰富、逐渐完善起来的。
中华姓氏的发展历程中有“两大涌动”、“两条轨迹”，希望大家给予足够的注意。
“两大涌动”：一指“改朝换代”；一指“民族融合”。我用“涌动”这个词，是想借以表现姓氏发展的高潮，同时隐现造成姓氏发展高潮的原动力。政权更送、民族融合的特殊历史阶段，姓氏的发展变化也会很大。比方说，春秋战国是姓氏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春秋”起自公元前720年，战国结束于公元前221年。在五百年间，姓氏增加很多，原先不许有姓氏的庶民百姓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姓氏。现行的许许多多的姓氏，都是春秋战国时产生并流传至今的。当然，不仅仅是春秋战国，后世政权的更迭，同样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姓氏的发展变化。
民族的融合，是促进姓氏发展的又ー动力，仅举两例：南北朝之北魏时，鲜卑族向中原靠拢，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强烈要求他的族人进行姓氏改革，把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成汉姓或类似汉姓。比方说，北魏皇室原姓“拓跋”，他就下令改成“元”姓；“纥豆陵”是鲜卑三字姓，改而姓“窦”。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伴随历史发展，鲜卑族几乎完全融于汉族群体及汉族文化之中。当今“汉姓”拓跋氏，无疑是那次民族融合在姓氏上的遗存。还有幕容、宇文，这些姓氏至今仍为现行姓氏，习惯上叫做“复姓”，实际上只是个音译姓，是个多字姓。再如，满清入主中原，受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八旗子弟”纷纷改用汉字姓，如瓜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朗”、佟佳氏改为“佟”。辛亥革命后，清皇族爱新觉罗氏也改而为 “爱”、“罗”、“金”、“肇”、“洪”、“依”、“海”。不仅满族，与其相近的蒙古族、锡伯族也有不少改从汉单字姓的。少数民族及其姓氏的融入，无疑为中华姓氏增添了新的成员。
“两条轨迹”：一指语音，一指字形。我前曾说过，姓氏的发展，首先有赖于语言的发展，其次则有赖于文字的发展。没有语言，无从命名姓氏，也就不会有姓氏的产生；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记录，无法克服“语言”的时空隔阂，无法实现姓氏的积累及扩大。文字的记载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因此，姓氏的发展，在语言文字上有两条轨迹供我们“追踪寻源”、“按图索骥”：一指语音的变化，一指字形的变化。字形不变，改变或增其读音，即造就“多音字（一字多音）”，以表现多个姓氏；语音不变，改变或增加其字形，即造就“同音字（一音多字）”，以表现多个姓氏。
汉字属于表意字体系。在座的大多是学中文的，知道汉字的发展情况，知道汉字的基本特点：它是一字一形；每个字都有自己特有的读音，每个字都用来表示一定的意思——形、音、义三位一体。姓氏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利用了汉字的这一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字音与字形。
《史记》载有汉文帝时大臣袁盎，《汉书》则作“爰盈”说明“袁”、“爰”因其同音，——都音Yun而通用，后有区分，各自专表一个姓氏。我前曾说过，帝舜后裔有一个叫胡公满的。周武王时把他分封到陈国，就是现在的淮阳一带。赐姓“妫”，以“陈”为氏。所以也有人他称“妫满”，或称“陈胡公”。陈胡公十九世裔孙名“诸”、字“伯爰”。伯爰之孙名涛涂，“以王父字为氏”——“王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祖父”——遂为爰氏，也写作袁。后世分族，又为援；辕、榬、溒，“一姓有六字五族之异”（见《袁枢年表》），就是说，利用“同音字”，从当初的“爰”氏，发展出援、袁、辕、榱、溒五个分支，成就了五个新姓氏。这就是利用“同音字”发展新姓氏的实例之ー；利用语音发展新姓氏，还表现在“多音字”的利用上：即字形不变，而变其读音。汉字中有不少“多音字”：孟子有ー“经典问句”：“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其中的“乐乐”，不能读成“11”，也不能读成“yuyu”，应读作“yuI”。北京乐家老铺“同仁堂”的老掌柜乐松生，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献“同仁堂”为国营，北京市选他当副市长。“乐”姓音“Yu”。但“乐”的另一读音“L”，也是姓氏，我国南方就有这个“乐（L）”姓。“解”姓，一般应读“Xi”。我国地域辽阔，方音特殊，同一个字有不同读音，也可能构成不同的姓氏，仍以“解”字为例：山西人音“hi（害）”，说“（这个疙落）解不开”，人称“害不开”；湖南人或言“Gai（该）”，说“解放军”，人称“该放军”。“单”姓比较常见，老本《百家姓》就收有这个姓：“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单”作为姓氏，最常见的应读作“Shn”，本为邑名----“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因以为氏”（见《姓氏考略》）。“单”姓也有“Chn”音，来源于古代匈奴族“单于”之后。本是官职，“以官为氏”，延续至今，与“单”之“Shn”姓不止音异，也不同源。“单”还读“Dan”、又音“Tn”，一字四言，表示四个姓氏。
姓氏的发展，还表现在字形的变化上。姓氏字形的变化也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比如“敬”姓，就是“敬礼”的“敬”字。敬氏是妫姓的分族，或称为陈氏分支，是陈厉公之子陈敬仲的后人。“敬”是谥号，陈敬仲的后人“以谥为氏”。在封建社会，帝王们有权有势、有许多避讳。如果你的姓名跟帝王们的有所雷同，那怕只是同音或音近都不行！你要避讳，要更名改姓。五代时后晋高祖叫石敬塘。所以，姓“敬”的只好把自己的姓改了。怎么改？改变字形。改字形有两种改法，一种是增减笔画，把原姓的笔画增减一下；另一种就是重新组合，笔画不增也不减，只是重新组合。敬姓人家为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敬”字，把自己的“敬”姓一分为二：或改成“文”姓；或改成“苟”。“苟”也写作“芶”。我们从而得知：文氏、苟氏，与敬氏同宗，是陈氏的分支，祖姓妫，帝舜之裔。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前几年，听说苟姓人家告状的消息：联名要求公安局为其改姓，说：“我们不想再姓苟，不好听。”要求户籍管理部门为他们改成别的“好听的”姓氏。若按照“姓随人愿”的原则考虑，改个姓氏，没什么了不得，也不值得在报纸上炒作。对登州苟姓朋友改姓之举，我不想直接评论什么。不过，我确实觉得：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承载着一定的家族文化进程，记录着先人的荣辱遭遇。正是为此，人们才会尊重自己的姓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被视为尊祖敬宗的美德。现在有人公开改换自己的祖姓，的确令人纳闷。说真的，姓氏无非是个家族的符号，在中华现行姓氏中，比“苟”还要“不好听”的姓氏大有所在！以“苟”而论，其同音姓氏还有句、勾、钩、芶、絇、以及狗等等，这些姓氏是否也要因其“不好听”而改为别姓呢？比如“屎”姓，以及与“屎”姓音同、或音近的施、诗、尸、史、世等姓，也会因其“不好听”而改姓吧？
乌鸦的叫声不怎好听，人们多把它看成不祥之兆。京剧《打鱼杀家》萧恩一出场便唱道：“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为何？”乌鸦的叫声令萧恩油然而生不祥之感。但我国南方却有“鸦”姓！据传有人遭难在逃，被仇家追得十分疲惫，想坐下喘口气，朦胧中竟自睡着了！追杀他的人越来越逼近，惊飞一群乌鸦，“啊！啊！”叫着从逃人头顶飞过，逃人猛然惊醒，发现追杀他的仇家正在逼近。感悟到是乌鸦的叫声救了他的命。在他躲过这场追杀之后，便改姓“鸦”。当今，“鸦”姓的族人，不会因为乌鸦的叫声“不好听”而改为别的什么姓吧？我真诚地希望中华同胞珍重我们的每个姓氏，无论其大小、动听与否。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兀”姓：兀姓也是个现行姓氏。兀姓姓源是怎样的？兀姓中有一支，原是鲜卑人的后。前边我曾讲过，北魏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率先将拓跋氏改成汉单字姓“元”。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元氏自孝文帝始，就成了北魏的“国姓”。在元姓皇室家族里，有个叫元长乐的，封为安乐王。这个小子有点不安份，违法乱纪、贪暴肆虐，后来居然图谋不轨、造反作乱。事发赐死。改其姓为“兀”，——义取“元”削其“首”。“元”的本义就是“首”。“元首”是“同义组合”而构成的现代双音节词。“元”上面那一小横儿，原是个指示性符号，指出“这儿是头（首）”。“头（首）”砍掉了，也就成“兀”了，减少ー笔，成为新字，造就一个新姓。
简化字“万”，也是个现行姓氏，与繁体字“万”不同。古时候，原本有数目字“百”、“干”、“万”，但用以表示“万岁”的“万”时，可能考虑到它笔画简单、间架结构不美，便借用“万”来代替“万”字。“万”是“虿”的本字，音Chi，是个象形字，是蝎子一类的毒虫。借“万”表“万”，久借不还，“万”所表现的本义无从表现，人们又造了ー个“虿”，以表現“蝎子一类的毒虫”——是在“万”下増加了ー个形（意）符“虫”而已。“万”成了“专职“数目字，原先的数字“万”反被视为“俗体”而受到冷落。当今“万歳”简化而作“万岁”。但作为姓氏的“万”似乎不应简为“万”，因为“万”、“万”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姓氏。
我们不说“万”姓，只讲“万”氏的故事：
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元蒙统治，建立朱明王朝。明朝建立，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建有汗马功劳。朱元璋死时将皇位传给他孙子朱允炆，年号“建文”，所以史或称其为“建文帝”。谥“惠”，因而也称“明惠帝”。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之谋，削诸王兵权以固当朝。朱棣愤然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杀回南京，把他侄子赶下台。建文帝跑了，不知所终。朱棣夺得政权，要颁布诏书，以诏告天下，名正言顺地当他的皇帝。当时有位大儒，大知识分子，叫方孝儒。朱棣请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儒是个书呆子，居然抗旨，说什么“你夺取皇位是非法的，建文帝才是正宗。让我为你起草登极诏书，我才不干呢！”朱棣很气恼，说：“你胆敢抗命，我就杀你全家。”“你杀我全家，我也不干！”最终方李儒也没答应起草登极诏，朱棣真地将其“灭门九族”。
当然，方姓族人很多，有的听到要“满门抄斩”的噩耗，赶快逃跑了，躲过一时劫难，还要考虑长明保命，惯常的作法就是“隐姓埋名”——逃跑的方姓族人改成“万”、“六”、“施”三个姓，“万”义取“方”无头，孝儒被杀，方家失去了头头儿，为不忘这血海深仇，改“方”为“万”！有的改成“六”：南方人不念“li”，而念“L”。为什么改“方”为“六”？——“方”字右下的笔形是一横一折，犹如卑躬屈膝、单腿而跪——我们方家忠心耿为皇上、兢兢业业保大明，连我们的姓都要屈膝重足而立，换来的竟然是灭门九族！从此以后，我们改“方”为“六”——要两腿岔开、挺胸昂首地做人！为什么又有改姓“施”呢？将“施”字的偏旁依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拆开排列，便可释然：你朱棣要我方家灭族绝后，偏不让你遂愿——“我，方人也”！
太史公司马迁是大家熟悉的伟大史学家，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但每年到他陵墓祭祀的多不是姓“司马”的，而“同”、“冯”两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变换姓氏结构造成的结果。当初，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不仅杀了李陵的全家，还要治罪司马迁。汉武帝考虑到司马迁尚未完成《史记》的编撰，饶他一死，施以宫刑。司马迁后人为避祸而改姓：长房仅取“司马”之“司”，并在“司”左加一竖而为“同”；二房则取“司马”之“马”，并在“马”左加两点而为“冯”。所以当地冯姓、同姓都是司马氏之后，这两家自己就有约定，两姓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山东有一个“骂”姓，本来姓“马”，不知道怎么惹恼了雍正皇帝，一道圣旨：“以后不许他们再姓马，改姓骂，世世代代挨人骂！”圣旨一下，这马姓人家不得不遵旨改而姓“骂”。后来，清王朝灭亡了，皇帝被打倒了，“圣旨”也不圣灵了。山东的“骂”姓族人，觉得世代挨“骂”实在委屈——“你个皇帝老儿也太欺负人了，凭什么让我们祖祖辈都挨骂？”所以决定改姓：去掉“骂”上的两个“口”，而为“傌”，虽仍音M，但已不是“挨骂”的“骂”了。在“马”左旁加了个“イ”而为“傌”，表示我们也能站在马的旁边，正正堂堂地做人了。姓氏在汉字音、形变化中表现出强大的活力。除此之外，也有从字义的变化造就新姓的，这就用利用“同义词”，虽说与形、音比较，以“义”发展新姓的频率要小得多，但仍不乏其例，比如“敬”姓改而为“恭”、“庆”姓改而为“贺”、“庄”姓改而为“严”。
春秋时齐恒公之孙有个叫庆克的，也叫“庆父”（不是鲁公子“庆父”，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鲁公子不是同一个人），他的后人“以名为氏”而称“庆”氏，系出姜姓。汉安帝的父亲名叫刘庆，庆姓人家当有所避讳，于是改“庆”为“贺”——“庆”与“贺”词义相同，古时通用，所以才有此改。
前我们提到“敬”姓避后晋高祖石敬塘名讳而改“敬”为“苟”、为“文”的事例，那是改变字形结构发展新姓的实例之一；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叫赵敬，赵匡胤当了皇帝，他的父亲赵敬数不就是“太上皇”了么。“太上皇”的名讳也是不能让人随便叫的，所以“敬”姓人家又要改，不过这次并未再改为“苟”姓、“文”姓，而是利用“同义词”改而为“恭”。
战国之际有位大哲学家庄周，世人尊之为“庄子”，我们都知道庄子姓“庄”。“庄”姓是楚庄王的后人。“庄”本来是个谥号，以谥为姓而为“庄”氏，系出芈姓。庄姓人到东汉又出了位名人，叫庄光，字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朋故友，学识渊博，很得刘秀的赏识，但却不得不改姓！事情是这样的：刘秀当了皇上以后，想起他的颇有才华的好友庄光，便招庄光来做官，而庄光一向清高，不愿在老同学面前违心地曲意奉承，就没有应命。直到光武去世、明帝继位，庄光觉得：要不要应命做官是一回事，老朋故友的情份是另外一回事。故友的情份还是要讲的，所以在刘秀死后，他来到长安悼唁。通报姓名时犯了难：新登极的汉明帝叫刘庄。---庄光心里明白“皇帝的名字应遊讳”，“但我不说自己叫‘庄光’，又能说什么呢？”琢磨了半天，想到利用“同义词”，只说“我是严光。”朝中并没有知道“严光”的，不予接待！后来“严光”便到南方隐居去了，隐居在湖边，取名“子陵滩”。毛主席有一首词，大伙可能比较熟悉，那就是给和亚子先生的和诗《七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ー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是清末最后一批举人，当时的名气挺大。建国之初，百度待兴，他来了以后，觉得没事可，所以写诗呈毛主席，发发牢骚，最后一句提到，“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就是严子陵隐居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老家，我要回到那儿去了。后来毛主席就说，在北京好好住着吧，以便治理国事。这里说的“子陵难”中的“子陵”，就是指严子陵严光，也就是庄光。历史上不少人为此提出来异议，说叫“严子陵”、“严陵滩”等等情况，难道不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误会？宋人俞成《七绝・严滩怀古》：“千古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潘素心《七绝・过严州》：“谁改州名姓自香，钓台干古属严光。岂知隐士终埋姓，当日先生本姓庄。”这算是因姓氏的改变所引发的一些历史轶事吧。
第五点，中华姓氏文化。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谱、族谱是姓氏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有机的组合。在历史发展当中，姓氏文化跟我们的关系实在紧密了，从姓氏的产生，就和婚姻捆在一块儿，成了鉴别婚烟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发展，姓氏就成了宗法制度的核心——要传宗接代，特别是当权派，要确保自己的血缘纯之又纯，代代相传，制定了世级的制度。所谓“世”，就是世袭，嫡系传承，父传子，子传孙；“及”就是“旁及”，兄弟相传，兄可以传弟。于是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公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是“家天下”，国家为私家所有，或称此为“小康”社会。“公天下”和“小康”社会，是孔老夫子提出来的。孔子在追述历史时深有感触地写有《大同》、《小康》两段文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赋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旧社会的墓地，富裕之家多为其先人竖一方石碑，碑座就是一种“龙”，俗称“王八驮石碑”，也有说成“乌龟驮石”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使林玉转嗔为笑，曾说过一段话：“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其实，用以驮石碑的，既不是龟，也不是“王八（忘八）”——鳖（也称鼋），而是龙的一种，名叫“霸下”，也写作“蚆嘎”，性好负重，所以世人便利用它的这一特点，让它世世代代永驮墓碑。还有一种龙，名叫“睚眦”，性情暴躁，爱好杀戮，世人便把它装饰在刀剑的护手前。刀、剑上各有其把手，把手前端就是“护手”，即所谓“吞口”，上面所饰龙的形象，就叫“睚眦”。成语“睚眦必报”正是取其性情暴躁、爱好杀戮、勇于报复的性格特征。我们见的最多的，恐怕要数古典建筑屋脊上的“兽头”了，其实它也是一种龙，名叫蚩吻，也写作“螭吻”、“鸱吻”，是“九子”老末，好登高望远，世人便把它安置在房脊上，以预警奸佞。“龙生九种”，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职守。
龙的形象，本是历史的传承，是逐浙形成的。它不是某一个动物的具体形象，而是各种动物形象的集《百度》合体。从龙的分类来讲，古人分四大类：有角的、没角的、有鳞的、有翅膀的——有鳞的叫蛟龙，有翅的叫应龙，有角的是虬龙，没有角的是螭龙。这些集《百度》合体，也只是近古或近代的形象，起初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现在的形象——不管是舞的龙，还是舞台上的演员所穿袍上绘制的龙，形象基本一致——牛头、鹿角、马鬃、蛇身、鱼鳞、鹰爪、乌尾；能上天、能入水。还能行云布雨，这跟农业生产的关系可就太密切了。解放前的农民，十分敬重“龙王”。我小时候在农村，天旱少雨，人们便要向“龙王爷”求雨。我不曾得祈雨灵验的好事。
其实，图腾所表现的“龙”并不存在。把龙看成一种文化也好，看成一种标志也罢，只是因历史的沉积，是ー种神圣权威的象征。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看没什么不好。在网络上有人说要毁弃龙的形象，我认为没必要、也绝不可能。试想，中华历史，那怕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角落，能够任意毁弃吗？“龙”可不可以称为一种文化，自可商榷。现在所谓“文化”，提得委实太多太滥，什么都成了“文化”——脚上穿的是“鞋文化”，身上穿帯的是“服饰文化”，吃的是“食文化”，喝的是“酒文化”、“茶文化”，上厕所要讲究“厕所文化”，甚至两口子睡觉还有“性文化”！文化太多、太滥了也不好。现在讲姓氏文化，我担心人说多了也会“滥”。中华姓氏有没有文化内涵？需要去发掘、去研究、去认知。传统上好的东西要发扬；不好的就应摒弃。
姓、氏、姓氏的历史概念不尽相同。中华“姓”氏产主于母系氏族，“氏”可能孕育于父系氏族末期，而产生于阶级社会——最早可能是在奴隶社会。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它们所载“正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转折阶段”——伏義时代的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等，与我们所说“姓氏”之“氏”并非同一概念，风马牛不相及！它们所載“青龙氏”等的“氏”的内涵，几乎等于官员的别称，甚至可以理解成“先生”，这一词义仍在使用。当今我们使用的温度计，不是还有“摄氏（C）”、还有“华氏（F）”之称吗？其中的“氏”并不是高贵身份的标志。现在市场有卖活虾的，有一种虾叫“罗氏沼虾”，其中的“氏”，也不是古人所称用以表示贵贱的“氏”的概念。（完）
（原创：中国地名学会地名与姓氏文化专委会 原载《姓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