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姓氏都是发源于各自的特定地域，在发源后又由于不同的原因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居住，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一些特殊原因，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别：其中的一些可能因为家中名人辈出而备受关注，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而另外一些则可能因为家业不旺而默默无闻。这样，在郡县制于秦朝确立以后，特别是在汉唐时期，那些在各郡受仰望的家族为了表示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便把自己的姓氏和所居住的地方并称，叫做陇西李氏、彭城刘氏等，意思与今天的北京王家、河北赵家差不多。这里所谓的陇西李氏，意思是说居住在陇西郡（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他们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是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彭城刘氏则是两汉及南朝宋的皇族，地位也在其他地区的刘姓人之上。由此可见，在这种把姓氏与郡望联系起来看似简单的表象背后，其实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诸如上述以郡望相标榜的风气，一般认为盛行于三国至唐末五代之间，亦即宋人沈括所谓“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第三，其重族望如此。其俗至唐末方衰息”。但在事实上，这种风气的发端远远在此之前，甚至在郡县制度确立伊始便已露出某些端倪。对此，笔者曾在《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一书的有关部分中指出，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到商周时期又发展为宗法式家族，这种家族中的一些是与君主同姓的宗族，他们既是在各地的统治者，又是各级家族的族长，并通过姻亲等形式保持与异姓家族之间的联系，在全国维持一种上有国家政权、下有宗法族权的君君亲亲关系。这种状况即使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以后，尽管受到各地新兴贵族的猛烈冲击，也没有从历史上完全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封国制度逐渐向郡县制度的转变，各地也先后出现一批以郡县或封国名称相称的名门望族，史书也称从此开始“郡国往往有豪杰”，诸如齐郡瞯氏、颍川原氏、河内穰氏、涿郡高氏、蜀郡卓氏、南阳孔氏、京兆杜氏等都先后知名于天下。
此外，从西汉中叶汉武帝时期开始，原在各地的强宗大族逐渐与政治和文化结合，演变成为政治大族，一个家族世代为官或相继担任某一官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史书中所谓“金张籍旧业，七世珥汉貂”、“金张世族，袁杨鼎贵”等都是当时的实情。
东汉时期，“世为著姓”或“家世衣冠”的人更加充斥朝野，南北各郡也逐渐形成了一批被普遍认可的著名家族，如吴郡顾、陆、朱、张，会稽郡虞、魏、孔、贺，颍川郡苟、陈、钟、申，冯翊郡桓、田、吉、郭，天水郡姜、阎、任、赵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与后来的“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相比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事实上也已具备了某些近似的特征，所以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崇尚郡望的开始。
郡望之风尽管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有较大发展，但真正形成风气仍是魏晋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在西晋以后才真正变成事实。对此，一个最应提及的原因是在西晋末年北方发生大乱时一大批拥有北方郡望的人随晋宗室南迁，他们显赫的家世在原籍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表露，但迁到新的地方以后就必须通过向人显示才能为其所知。如陇西李氏是贵族，其他地方的李氏就不是。天下的李氏如果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郡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份，就不会再把他们当做贵族。
在大批北方贵族南迁以后，朝廷为他们设立侨郡，使之在新到之地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影响。这种做法，尽管在实质上是“庶邑居井里，以亡为有，实去名存”，但对于那些拥有北方郡望的大姓而言，在家族迁移的情况下保持郡望不变，仍然拥有固有的“金字招牌”，保持郡望这一名义上的荣誉依然也有其实际价值。它在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称：我是贵族，而非黎民百姓，是陇西李氏或彭城刘氏，而非别的李姓或刘姓，从而也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了开来。在此情况下，郡望无疑成了贵族身份的标志。正如岑仲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就最初而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已明厥氏所从出也。……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这里说的尽管主要是唐代的情况，但对我们理解郡望受到重视的过程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郡望作为家族出身和身份的标志，在魏晋以后以至隋唐时期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他们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是无法染指这些位置的。
在社会上，拥有著名郡望的人与一般百姓之间也有严格的界限，有时还被用“士庶天隔”来形容。在他们看来，二者之间的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伍”，甚者拒绝与一般百姓交往，不得不交往时也拒绝与之同起共坐。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当时几乎俯拾皆是，说明人们对郡望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当时在婚姻上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朝梁时已贵为宰相的侯景由于没有著名郡望，曾经向皇帝要求与当时最著名郡望的拥有者琅玡王氏或陈郡谢氏通婚，皇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除此之外，当时的其他人也有“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评价。同样的情况在著名元曲《西厢记》里，曾以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为主线，着力刻画了一桩与郡望有关的婚姻事例。剧中的张生因为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才会有崔莺莺之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该剧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唐代中叶，虽系小说家言，但大抵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况。
在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最重视郡望的时代，所造成的影响除以上提及者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后果。
其中之一是由于有关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郡望，甚至进而把不同地区的郡望加以区分，出现了诸如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等专有称谓，从而形成一批望族。对此，唐代人柳芳曾有过一个概括，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无论何地或何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郡望，如东晋南朝时从北方南下的侨姓、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原有的吴姓、北朝关东和关中的郡姓、北魏时期的虏姓等都是如此。
另一个后果是由于社会上过于重视郡望，而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实际上都是各姓中地位最高的人，享有其他地区的同姓人所没有的地位和权利，久而久之，在其他郡中不是望族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和地位，就会有意无意地与别的郡中的同姓望族进行攀附，或者干脆假冒别人的郡望，自称自己的家族也是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假冒户籍，公然作伪。这种情况在南朝宋时就已发生。当时朝廷为了争取拥有著名郡望的人的支持，曾专门为他们建立特殊户籍，没想到由于管理不严竟出现假冒，致使社会上有人“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一些非法改变户籍的人有时仅用“一万许钱”贿赂官吏，便可使“昨日卑微，今日仕伍”。为了扼制这种现象，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曾要求朝廷加以打击，严厉其事，但由于有关人员受利益驱动，收效并不明显。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仍是如此。史称当时“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刘）者咸曰彭城，氏禾女（魏）者皆云巨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其甚者如武则天宰相李义府，由于不是出身李姓著名郡望之一赵郡，便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声望而假冒“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这些事实都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何种身份的人都不能免俗，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现了郡望的实际价值。
此外，如果我们把两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个时期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差别，特别是在进入隋唐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之不再像此前那样过于极端。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大约是一方面由于在隋朝确立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逐渐打破了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对政治的垄断，使之必须像其他同姓人一样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从而也在无形中降低了郡望的实际价值；另一个方面，隋唐皇帝有意识压制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无疑也起了重要的移风易俗作用。对此，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载，高士廉在唐太宗时奉命编修一部反映天下郡望的书籍《氏族志》，书编成后按惯例把一向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高门的博陵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不以为然，说他还没有看到天下形势的变化，是“不贵我官爵”，让他进行修改，标准是“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结果博陵崔氏被降到第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进入唐代以后变得越来越多起来，说明传统的崇尚郡望的风气到这时由于皇帝的干预正在发生变化。
当然，由于积重难返，这种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更何况那些高贵郡望的拥有者又不肯自掉身价，从而也延缓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在唐代，一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甚至把郡望看得比官位还重，认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惟称陇西李稹而不衔”，显然是在顽固坚守着固有的习惯。故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上）是一些高贵郡望的拥有者虽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民间也“慕其祖宗，竞结婚媾”，“不计官品，而上阀阅”，说明这一时期重视郡望的风气依然存在。
到了唐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唐末五代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使许多“衣冠旧族”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至使他们或“衣冠荡析”，或“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致使“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其甚者如在北朝以至唐代曾经“蝉联圭组，世为显著”的“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在唐末五代以后也“绝无闻人”。
宋代人赵彦卫曾尖锐指出：“唐人推崔、卢之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者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唐末五代以后的着眼点已更多地放在了现实之上，而不再去注意那些徒具空名的旧有门第，原来颇让人引以为荣的郡望已经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朝廷的选官用人不再看被选者是否拥有非同一般的出身，民间的婚姻嫁娶也不再讲究对方的门第是否高贵，一切都以现实为依据，亦即所谓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从而也最终失去了实际意义，发生性质的逆转当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因此，大约以唐末五代为分界线，郡望的含义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以前的具有实际政治、社会价值逐渐演变为姓氏的一种标志，不管是不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而不必在意真正的出身如何了。
（本文摘自《中华姓氏》，作者郑宏峰、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