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所长；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百家讲坛”主讲人；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长等。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中古文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南京史。2018年出版的《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一书，被评为“2018年中国好书榜”，深受读者欢迎。这是一部名实互证的中国政治史、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文化史、一部视野出新的中外交通史，也是胡阿祥教授继1995年进入该研究领域以来，积二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总结之作。现摘录书中有关中国历史上第二朝代的国名是“殷”还是“商”的论述，以予殷商后裔学习和研究之用。文中较全面、详细、客观地对国名是殷还是商作了充分的论证，综合运用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字、心理、名称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有着3000多年文明史的殷商王朝国家名称。
公元前16世纪，成汤败桀灭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原王朝——商。成汤之前13代祖是商族的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由契到成汤，商族见证了夏国的建立与兴盛，并成为结束夏国命运的执行者。成汤到帝辛，凡历17代31王，约500多年，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表，商朝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当然，公元前1600年是取整数、大概而言；公元前1046年也不是公认的确切年份。商朝因为有1899年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刻辞，以及多处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发现多处宫殿、作坊、陵墓遗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众所公认的、确定不移的信史时代。然而有关商朝国号仍有不明确的地方，来源也是迄今没有定论。在文献中，“商”往往被称作“殷”，有时还统称为“殷商”。“殷”与“商”究竟有无区别？两者的关系如何？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中国”通史，夏、商、周三代各有本纪，但在名称上却值得玩味。《夏本纪》之后，《周本纪》之前，为《殷本纪》；而且《史记・殷本纪》开篇就说“殷契”，仿佛《夏本纪》开篇的“夏启”，《周本纪》开篇的“周后稷”。可见司马迁是以《殷本纪》记述先商及商朝的历史的。
在司马迁之前，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也是专用殷字的，全部的《论语》《孟子》再加上《大学》《中庸》都用殷字；而在司马迁之后，可能是受了孔孟和司马迁的深刻影响，在儒家经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一直称商为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宋时又一般称商，甚至把先前书中称殷的地方改写为商。范祖禹的《唐鉴》、郑樵的《通志略》、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等都称商；大理学家朱熹注《四书》遇到殷时，注中都有意回避，全部的《集注》里，只有“吾学殷礼”、“殷礼吾能言之”两处的殷字没有改，其他一律改殷为商。
按宋人改殷为商，一个显然的原因是为了避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名讳。正是出于避讳的原因，宋朝人讲到商朝自然不能像孔子、孟子、司马迁、韩愈那样径用殷字；既然不能用殷字，当然就得用商字，或者干脆把殷写成缺笔的别字。如，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周赧王元年条“管叔监商”云：“《孟子》只云‘监殷’，今《通鉴》云‘监商’，避宋庙讳也”；又清翟灏《四书考异》“殷因于夏礼”条云：“宋高宗石经（刻于石碑上的儒家经籍）‘殷’字避宣祖讳作‘商’，‘殷礼吾能言之’、‘殷人以柏’宋石经皆作‘商’，而《中庸》‘吾学殷礼’之‘殷’，但阙笔‘？’（殷字缺最后一点）。”
不过史书中更为普遍的情形，还是“殷”、“商”混合用或“殷商”合称。在《诗》《书》等古文献中，《武成》称商者六见，称殷者一见；《康诰》《酒诰》中都是一处称商，七处称殷；《多士》称商者二见，称殷者十二见；《君奭》一处称商，八处称殷；《毕命》称商者一见，称殷者四见；《多方》称商者一见，称殷者三见。《左传》中也是时而称商、时而称殷。至于殷、商合称，在《诗・大雅》中则有“自彼殷商”、“咨商之旅”、“咨汝殷商”等十七处之多。
然则通观先秦传世文献以迄近现代各家著作，称商、称殷、称殷商甚至称商殷，总体感觉是相当随意、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但名号非小事，何况国号！当初建国时，一国之号必定是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唯一是商还是殷？不妨先引述说法各异的诸家观点如下：
1、历史上的传统说法是汤建国时称其国为商，到盘庚迁都于殷后国号就改成了殷。《诗・商颂谱》东汉郑玄笺：“商者，契所封之地”，唐孔颖达疏：“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玄）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又《书・盘庚》孔颖达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玄）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又《史记・殷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清崔述《商考信录（卷二）》因此指出：“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而以此为据，或谓商是指成汤伐桀至帝辛失国，殷则仅指盘庚迁殷至帝辛失国；或谓成汤伐桀至盘庚迁殷称为商，盘庚迁殷至帝辛失国称为殷，而成汤伐桀至帝辛失国称为商殷；也有指迁殷以后的商朝或在殷地的商朝为殷商的。
2、崔述《商考信录（卷二）》以为：“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盘庚既迁以后犹称商，……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所以不存在盘庚改号之事。“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后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于殷而遂号为殷。”
3、《国语・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民”三国吴韦昭注：“商，殷之本号也。”
4、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依据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立说。罗振玉以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郭沫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又彭邦炯总结说：“总之，从文献和甲骨材料看，商人在很早以前就称商，成汤灭夏以后仍叫商，盘庚以后还是叫商”，“考虑到历史的科学性，还是统一称为‘商’好。因为这样既符合商人的历史实际，也符合后人定朝代名称的习惯。”
5、1956年，陈垣在《商朝与殷朝》一文中，主张“我们的历史课本将称商代商人的地方，一律改为殷朝殷人”，“因为商人容易与做买卖的商人相混，如果称殷代又称商人，就好像说殷代做买卖的人一样。”
梳理以上各说，综合考虑其根据，笔者这里可以提供以下倾向性的意见：首先，韦昭“商，殷之本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推而言之，殷是商的别号。其次，商是自称，是商人对其国家的称号；殷是他称，是周人以及后世对商国的一种称法；商、殷商或商殷也是周人以及后世文献的称法。最后，以商为号早，以殷为称晚。
至此，商与殷的纠葛可以解开了，即“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这种情形有些仿佛三国时的刘备政权，当时自称“汉”而他称“蜀”，后世又称汉、蜀、蜀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