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说《封神演义》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又正在上映了，所有《封神》电视剧给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反派两个主角——纣王（帝辛，下同）和妲己。因为这一对男女，可以说是集合了千古坏事于一身。什么剖心肝啊、敲骨髓啊、建肉池酒林啊、设炮烙之刑啊……每一件都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但是，我们知道《封神演义》是类似《三国演义》一样的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封神演义》加入了大量的神魔情节，但也还是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就是商朝末年纣王在位的时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封神演义》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吗？都是正史书写的吗？
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论语》《文子》《儒家者言》等重要文献，这里先不讨论，只说《六韬》。这是一部托名吕尚的著作，内容为周文王、周武王与吕尚的问答。相对于传世文献本主要讲兵法，汉简本主要讲的是政治谋略，与敦煌唐写本《六韬》最为接近。这是竹简《六韬》的第二次发现，在此之前还有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六韬》。
定州汉简《六韬》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提到商纣王杀死伯邑考，让周文王吃伯邑考的故事。在此之前，文献中记载最早这个故事的，不是明代的《封神演义》，也不是汉代的《史记》，而是晋代的《帝王世纪》。这部书可以说基本囊括了《封神演义》中纣王所有罪状，但是其中不少内容，也是从战国秦汉流传下来的。定州汉简《六韬》的意义，就是为这个罪名追溯到了汉代，修正了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部分内容。
《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是顾老的经典文章，大意是，纣王的“恶”有个明显的层累过程。记录武王伐纣最早的周初文献《尚书》里，纣王最大的罪状不过只是酗酒而已。而到了《帝王世纪》中，基本把我们熟悉的所有坏事都囊括了。这些后起的说法，并非是历史史实。比如比干之死，《论语》只说“谏而死”，《楚辞》说“抑沉比干”，《吕氏春秋》说“杀比干而观其心”，这些记载不但越来越详细，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矛盾，不能不说没有疑点。
除了比干剖心外，《吕氏春秋》还列举了很多纣王罪恶，比如酒池肉圃、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凿渡河人的腿看骨髓，让周文王吃梅伯的肉，等等。炮烙之刑则出自《韩非子》。而到西汉《列女传》，则妲己的罪名也开始添加了，把设炮烙和剖比干加入妲己的参与。而到《帝王世纪》中，纣王和妲己的罪状就基本定型了。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矛盾，《吕氏春秋》说周文王吃梅伯的肉，《史记》也没有提到伯邑考之死，定州汉简《六韬》又是哪里的版本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层累的过程？因为纣王作为前朝的亡国之君，在周人眼里本来就是罪魁祸首。而到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兴起，人们说道理时总喜欢讲故事，好人的代表是尧舜，坏人的代表自然就是桀纣。桀纣很多故事是雷同的，但桀的罪名远不如纣王之多。总的来说，商纣就成了罪恶的集大成者。但春秋末年就有人表示质疑，孔子弟子子贡就揭穿了其中秘密，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现在我们来看，这些故事都是不靠谱的。尽管堂而皇之记录在诸子和《史记》里，但相较《封神演义》也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尚书》入手，分析商纣败亡的真正原因。在《尚书》里，除了酗酒之外，纣王其他罪状，大致包括不用贵戚、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如果我们不站在《尚书》的立场，而换位到商纣去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反映的无非是纣王对于王权的强化，而对族权与神权的贬斥。
国王加强王权，尽管可以说有贪欲的一面，但从历史环境看却是进步的。商末仍然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国家形态业已完成，但血缘氏族仍是社会主体。国王只能支配整个氏族，不能支配具体的人口。在建国初期，王权与族权更多是利用关系，但之后因为矛盾不断冲突，最终导致国王消灭氏族，或者氏族推翻国王。所以王权和族权既有利用又有对立的一面，走向成熟国家就要求王权排除族权的影响，而将公共权力直接延伸到个体家庭。
实际上，这种王权改革从商朝中后期就开始了，这个人物就是之前提到的商王祖甲，武丁最后即位的儿子。在他之前有不少兄终弟及，在他之后却基本父子相继。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卜辞的周祭制度就是祖甲时开始形成，其内容是加强对直系先王的祭祀，而旁系先王的子孙不在其列。这代表王位继承权由同宗兄弟共有，开始限缩为直系父子所有。在商周氏族族长看来是违背祖训的，所以周人单穆公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认为祖甲改制导致商亡。
文献中的商汤灭夏不无相似之处，尽管这些记载未必是信史，但大致能反映周人的朝代兴替观。夏朝中后期有个类似祖甲的人物，就是夏王孔甲。清华简《厚父》提到“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国语》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似乎孔甲也进行了一次改革。之后夏桀与商纣又多有类似之处，《尚书》记载夏桀“弗作往任”“率割夏邑”，大体也是类似的做法。他们都做了加强王权、抑制族权之事，或许具体行为过激或不当，以致加速灭亡。
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也有类似之处。商汤和周武王都是打着氏族平等的旗帜，所以商汤政策是“网开三面”、伊尹则宣传“尧舜之道”；而周武王也对盟友称“友邦冢君”，认为周革商命是“行天之罚”。但在他们坐稳了江山后，又想方设法与族权斗争。到了西周中后期的周厉王、周幽王，实际上又是祖甲、帝辛的翻版。但王权尽管往往败于族权，却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迎来了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早期国家终于进入了成熟国家。
总体来说，纣王的所谓荒淫残暴，多数来自后人污蔑。当然不能就此为纣王翻案，认为纣王多么英明神武，商朝灭亡来自周人偷袭。实际上如果没有盟邦支持，周人不可能在一战胜利后延续数百年的社稷。评价纣王还是应该把其放在时代大背景，而尽量淡化其个人面孔。
作者：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出版著作《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网易历史频道等纸刊媒体。
夏伟田评论：帝辛加强王权，削弱神权，所以才有太师、少师抱器奔周，帝辛所为符合历史进步趋势。帝辛不重用王室宗亲(旧贵族)符合加强王权、削弱族权，用官僚制度代替军事民主制的发展规律。(就像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逐渐加强皇权，实质上取销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样)。关于听信妇言，与武丁重用妇好一样，是母权制遗存在商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况且妲己与帝辛在一起生活时间并不长。商代本来就处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打仗、狩猎、喝酒，很正常，没有过多繁杂的内政外交，帝辛也没有贻误军国大事。帝辛减少对旁系祖先的祭祀，从长远作用来说，对加强王权有利，也减少杀牲燎羌(人)，是进步的。历史上所有的激进变革都会遭遇强大阻力和反对。胜利方有时并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历史上，往往是野蛮征服文明。入主中原，继承先进文化，还要大骂前朝。历史上儒家为了塑造文王、武王、周公圣德仁慈形象，必须用桀纣的邪恶残暴荒淫反衬，失败者是没有机会辩论的。我们一直以疆土辽阔的泱泱大国自居，开疆拓土依靠的是战车长矛鲜血，而不是仁义道德。中国较早完成了疆土开拓，才有今天的自豪。我们作为受益的后人，去骂祖先穷兵黩武的对外征服，而不去颂扬祖先的英武，感到羞耻！非常赞成本文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