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商纣王（帝辛，下同）的残暴之名几乎成为一种共识，除了好大喜功与杀忠臣，还以骄奢淫逸的酒池与肉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商纣王的所有罪过，无非是其政策失败的结果，甚至有很多部分，是在他死后被一点一滴添加上去的。不同时代的文人，都热衷于给纣王增添新的罪名。
现存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古代史料，主要来自《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前者提供了臭名昭著的“比干挖心”事件，后者也有控诉纣王的沉迷酒色。在此基础上，明朝人许仲琳完成了不朽名篇《封神演义》，彻底敲定了商朝末代君主的公共形象。
此外，后世发现的青铜器大盂鼎里有类似铭文，也能证实周朝人对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酗酒。周天子曾特意告诫盂贵族，不可一世的殷商王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君臣酗酒无度，最终耽误了政事。有意思的是，最崇尚周礼的孔门士人子贡，却认为纣王其实没有那么邪恶，在他看来，很多事情本身就捕风捉影，被后来者慢慢添油加醋而成。如果连先秦时代的人都如此认为，那么成书时间晚了不少的《史记》自然就更加容易受到影响。
在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著的《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对每个时期纣王的罪行进行列举，其中出于《尚书》的只有6条，到战国时期已骤然增加了近20条。杀比干而观其心、设炮烙、作靡靡之乐、熊蹯不熟而杀庖人等罪状，反复出现在《楚辞》、《左传》、《太平御览》和《战国策》中。
西汉时期，纣王的罪行随着年代的更加久远又被新增21条。其中包括拒谏、厚赋税、使男女倮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间等等。再到西晋时的《伪古文尚书》，给商纣王再加了3条罪状。同时，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里也习惯性的加了10条。成书于明朝的《封神演义》只是历代罪名累积的终极版本。反而是在属于非主流的《淮南子》，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罪状多是后人诽谤的结果。毕竟，商朝已经灭亡，纣王无论如何不可能起来给自己辩护。
酒池肉林究竟是什么？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其实有相当的时代合理性。所以要理解商纣王的恶名，就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失败的举动。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最让人咋舌的酒池肉林为依据，看看这类行为在当时究竟存在什么必要性。
很多人由于生活在物质相当丰富的当代，对于古人的储备理念没有必要认知。或者说，每一次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都可能让之前的常态显得野蛮而落后。因此，酒池和肉林的原型可能并不是单纯用于享受的娱乐设施。
酒在古代往往具有消毒和代替部分饮水功能。由于酒是需要使用大量粮食酿造的饮品，在农业歉收的年代不可能有大量产出。同时，古代的酒虽然度数不高，但依然是具有酒精的消毒功能。一直到16-19世纪的近代，远距离航线上的船员都需要以烈性酒来作为日常配额。除了单独豪饮，往往还会选择兑水，给储存时间过长的淡水消毒。因为在只有木桶储物的年代，任何新鲜饮水都会在短时间内开始腐坏变质，进而使饮用者患病感染。酒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饮水进行简单消毒，甚至作为短期替代品直接饮用。
类似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也大量存在。几乎所有地区的早期文化，都迅速掌握了使用各种粮食酿酒的技术。尤其是在有大型村落或早期城市分布的地方，酒的酿造技术和规模都发展很快。这是因为人口剧增会改变空间内的原始生态，饮用水源很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加上蒸馏技术诞生之前，酒的酒精度数往往不高，自然成为了群居人口的重要饮品来源。从这点来看，商纣王的酒池就有明显的战略储备意味，也人们对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一种歪曲误读。
已知最早的酒精饮料，就源自城市扎堆的两河流域。类似的原理，也适用于和酒池齐名的肉林。在现代冷藏技术诞生之前，人类对于新鲜肉质的保存手法非常单一。主要就是通过盐或香料，对肉类进行风干腌制，使“干尸化”的肉类可以保存很久。因此，盐是历代帝王朝廷所必须控制的战略物资，也可以在衰退的中亚内陆成为支付军饷的硬通货。大航海时代早期的欧洲海员，也出于同样目的而不断从南洋群岛向本土输入香料。哪怕是在20世纪，还有一战美军分到南北战争时留下的肉干，阿富汗战争中的苏军吃到产于二战时期的僵尸肉。
在商纣王的时代，肉林显然就是他所亲自创立的肉类储存基地。如果这些肉类没有经过风干或腌制处理，很快就会发生腐坏变质，进而形成滋生疾病的“人造生态灾难”。反过来，因为有了合格处理，才可以长期保存。在物质极度稀缺的年代，足以成为某个政权的安身立命之本。大量风干的肉，一直都是游牧部落和军队的必备口粮。
那么，既然商纣王的骄奢淫逸并不是重大罪过，那么他的败亡又源自何处？实际上，在古人记载的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真正让纣王遭到釜底抽薪打击的原因。
在王朝建立的前期，商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迁徙部落。他们经常因为洪水泛滥而需要大规模迁徙，所掌握的资源也非常有限。中期的武丁和妇好时代开始，逐步变强的商人开始四处扩张。伴随墓中陪葬品数量激增的，还有众多获得军功的贵族世袭。这些人一同形成了商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甚至还有投诚和联盟的东夷系旧贵族。所以，商王有很大权力但会受到诸多限制。
商朝的扩张过程中，诞生了大批军事贵族。纣王在对外政策方面，延续了武丁和妇好时代就开始的扩张战略。其先锋部队长期向东进攻与自己源自同系的东夷部族，就说明当时的内部政治生态已发生变化。同时，为了获得作为武器材料的铜，还有先锋部队一路挺进到江淮流域。至此，纣王成为了商朝历史上控制领地最多的君主。他因财富的扩张而建立了新的战略储备基地，并开始着手消除就贵族对自己的牵制力。
在此背景下，他逐步诛杀了一些阻拦自己攀登权力顶峰的大贵族。同时，将更多失去贵族统领的部落和奴隶都归属个人名下，并任用一批原本不属于同族贵胄的人来担任公卿。
商朝的稳定控制区域，只局限于黄河中下游。但在一切得以最终完成前，掌握更先进军事技术的周人大军开始东征。大量原本臣服于商朝权威的部族或方国，立刻转投周武王旗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纣王无法压制的强大力量。一些同族贵胄也迅速和周人达成协议，成为了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至此，纣王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周人问鼎中原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抹黑商纣王的为人处世之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人出于不同目的，又将商纣王作为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载体，出现了前文所说的罪行累积现象。
纣王的所谓罪行，在东夷地区持续到战国中后期。但其被控诉的骄奢淫逸罪状，反而在商人后裔所建的宋国和其他东夷传统浓郁的诸侯国力都里长期存在。男男女女之间，在祭祀和酗酒后进行野外交欢，更是孔子父母都热衷的传统习俗。一直到宋国和鲁国在战国中后期被灭国，这些似乎只属于商纣王的“罪行”才慢慢消失。
（原载《腾讯网》 作者：冷炮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