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斌，江苏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苏师大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师大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出版《中国家训史》《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辑刊》（第一辑）《中华十大家训》等专著。
古人重视家教，热衷撰写家训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首度将家风建设写入其中。您对此有何观察？
陈延斌：的确如您所说。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首次将家风建设写入其中，我认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案件从反面佐证了这一点。这几年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夫妻店”“父子兵”“全家腐”不胜枚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几次强调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问题。他在剖析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家风优劣的重要。他说：“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山东有个贪官在法庭上说，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领导干部只有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才能事业顺遂，家道隆昌。搞“封妻荫子”“鸡犬升天”那一套，党纪国法不容，到头来只会落个“废职亡家”的可悲下场。正因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强调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重要举措。
记者：早在2003年您就与徐少锦教授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家训通史，我要问的问题也与“第一”有关，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产生了第一部家训？
陈延斌：我们合作的《中国家训史》是2003年出版的，2011年修订后又再版了。家训，也称家诫、家范等，一般是指父祖、长辈对家人、族众的训示、教诲，也有的是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传统家训的基本载体有两类：一是族长或家长撰写或制定的有较强教化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家规、族训文献；二是对家人子弟进行的教化、训诫活动。前者是文本，后者是教化活动实践。如果广义上看，自从产生了家庭，就有了家训教化。我们现在说的家训，一般是指存世的家训文献。
目前可以看到的家训文献，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原来我们认为周公写给儿子的《戒子伯禽》是文字记载最早的家训文献，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发现早于周公家训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写的《保训》，在这篇家训中，文王向武王传授了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及中和、德治之道等。
记者：您正在做古代家训文献整理工作，那么中国古代家训文献的存量几何，为何古人如此热衷写家训，而且是以各种方式、各种体裁写？
陈延斌：我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课题组已经搜集到家训专书三百多种，谱牒中的家训文献近两千种。影印本第一辑30卷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将来还要出版20卷左右的整理本。
中国传统家训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士人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
古人之所以热衷撰写家训，一是与家国同构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古代社会是在血缘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世代以农立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安土重迁。中国传统家庭多是由三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家庭又组成家族，像宋代江州陈氏家族到宋仁宗时已达到近四千人，同居共爨。为了保障族人正常生活、调节成员关系、延续宗族，就有了教家、治家的家范、宗规、族训，形成了家族的家风，而不必依靠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强制。所以家训、家风是随着家庭、家族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二与端蒙重教的悠久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易经》中就提出了“蒙以养正”“正家而天下定”的主张，此后将身修、家齐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念，而家训文化的产生发展正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家训所反映的古人治家教子思想。
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但始终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的。在居家生活中，强调谨守礼法，各无惭德。这些规范包括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的父辈之道，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择偶重品、夫义妇顺的夫妇之道，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的兄弟之道，关心体恤、宽容处之的待仆之道，持家谨严、敦族睦邻的治家之道。在家庭教化上，强调端蒙重教，“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在处世方面，注重自立自重，淡泊名利，宽厚待人，慎重交友，近贤远佞等。
古代家训对今天的家庭建设仍有价值
记者：您和您领导的团队近期连续出版了两种家训家风读物，第一种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十大家训》。古代家训文献浩如烟海，你们是根据什么标准选出了这十大家训呢？有没有您特别欣赏的家训？
陈延斌：《中华十大家训》是我们课题组面向普通读者编著的传统家训普及本。中国家训文献卷帙浩繁，究竟选择哪些篇目为代表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们反复考量，精心比较，最终遴选出十部家训，加以注解、导读和评析，以飨读者。十部家训中既有洋洋数万言的长篇专论，也有仅仅数百字的短文精品，何以用“大”名之？主要依据四个方面。
一是家训的代表性。所选十部家训中，南北朝时期和宋、元两代各一部，明代三部，清代四部。之所以明清时期选本较多，主要是该时期传统家训进入鼎盛时期，系统、全面训诫家人子弟的家训文献大量涌现。这十部家训的遴选力求体现各种层次的代表。既有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也有被称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作者中既有康熙这样的帝王，也有颜之推、张英、曾国藩这样的高官贵宦；既有袁采、袁黄这样的学者型普通官吏，也有郑文融、朱用纯这样的普通百姓。
二是家训的影响度。就传统社会和当今学界而言，流传最广的仕宦家训莫过于《颜氏家训》。该书内容极为广泛，“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涉及当时政治、文化、学术诸多方面，而对立身、治家、求学、处世等论述尤为详尽，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家训著作，被历代学者推为“家训之祖”。而在民间百姓中流传最广的当数《治家格言》和《了凡四训》。《治家格言》虽只有五百余字，但通俗流畅、富含哲理，清代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故而在民间影响极大。当时大江南北许多人家厅堂之上都挂有《治家格言》，供家人子弟学习效法。《了凡四训》则被作为禅语善书不断刊刻，在民间和寺庙中广泛散布。
三是家训的风格和形式。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传统家训的文体风格，我们遴选的十部家训，尽量兼顾到除诗词歌诀外的各种类型。
四是家训的借鉴价值。今天我们研读传统家训，目的是以古鉴今，传承中华民族这笔传统文化遗产。
我研究传统家训近三十年，深为我们的先人们留下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感动，它们风格不一，内容有别，但至今基本上各有其积极的借鉴价值。我个人比较喜欢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它只有五百多字，但言约义丰，深刻隽永，永远给人一种常读常新之感。
记者：您最近主编出版的第二种书是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家国情怀可以说是这几年的一个高频词，在中华文化中，治家是很容易延伸到治国的，那么您如何理解家国情怀？
陈延斌：中华文化是家国一体的文化，这种文化倡导家庭的兴衰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没有家文化的积淀和扩展，也就没有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家文化是家国情怀培养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中华文化始终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文化，历来受到重视，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一代代中国人来说，教从家始、家齐而国治的理念始终是家国情怀形成和巩固的指导。
今天的家庭虽然小型化了，但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风败坏、家德缺失、家规无序的家庭，不仅很难营造温馨和谐的幸福生活，也不利于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同时，国家、社会大共同体的稳定、繁荣仍然要以家庭这个小共同体的建设为前提。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孝道弱化、代际矛盾冲突、婚外恋情和离婚率增高等各类家庭问题，忽视家教和家庭家风建设还会引发贪污腐败等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干扰社会文明建设与国家和谐发展。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家庭建设视为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点”，强调“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记者：我们今天在传承家训家风文化方面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陈延斌：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的内容虽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其绝大部分内容仍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当然，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家训名篇多出自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传统家训不可能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像宿命论、报应论、阴骘观，实行棍棒主义体罚教育等，都不合我们这个时代，自然应该摈弃，但这毕竟不是传统家训文化的主流，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家训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今天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邻里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化方式都有值得我们吸纳借鉴的方面。“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传统优秀家风文化所倡导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教训子孙方面的理念，所积累的教化经验都可以古为今用，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家风营造和家庭建设提供参考。如果能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笔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以及社会道德教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易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