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修谱面临的实际问题

    我国新一轮的修谱热，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是自发式的民间修谱，但发展迅速，已遍及各省市，并少数民族，无论大姓或小姓，都参与热潮中，真可谓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坦白地讲，此次修谱是民间性的，又是自发式的，无人管理，自然没有统一标准，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既要正视，又要关爱，还要有组织有步骤地 加以必要的引导。幸好中华大族谱协会成立，并有大批专家、学者热情研究，并撰写大量有价值的文论，这就从组织与理论上，保证修谱朝着健康有利方向发展，这是—方面。另一方面，不能讳疾忌医，找出差距，正视问题，以利改进。为之我们从大批各式各样族谱和大量文论中，找出有待改进的问题，现归纳如下：

    现观族谱，名称很不规范，其表现是：要么千篇一律，均标《某氏族谱》、《某氏宗谱》；要么在市县内，仅几个支派联合修的族谱，却冠上“通谱”、“统谱”名称，表与里不协调；还有标上不常用的名称，或名称很长，如《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即由无锡迁至常州的过姓浒塘支派的家谱；还有一些则标上具体住处，如《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标明毗陵（武进县古名）修善里，以区别同县同姓家族；此外，还有采用一些极为特殊的带有一定寓意的名称，如清代初年，句容华渚修成华氏家谱54卷后，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命名，而冠名《华氏本书》，看了此书义例，方才了解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为了正本求源。清光绪年间，钱日煦修成家谱10卷，命名为《吴越钱氏清芬志》，取义于两晋时陆机《文赋》中“诵先人之清芬”之意；民国年间，袁镛修成家谱《数典不忘》一卷，这是反《左传》中“数典忘祖”之意；等等。如是给收藏、阅读与编辑带来困难，因为没有里籍，要去分辨行政区划，有时要在谱中查阅数篇文章方可确定，有时因系小地名而无法确定其里籍，比如南溪、溪口等名称。类似问题，经常遇到。

    有经验者，应将区划或里籍冠在谱名之时，或冠以堂号和几修等内容。如《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地名、姓氏、修次；《黄山王氏辅德堂支谱》有地名、姓氏、堂号；《陇西李氏宗谱》，有地望、姓氏。像这类取名方式，在家谱中并不常见，应当将地名、郡望、姓氏、几修加上家谱字样来命名，比较适宜。

    阅读新修族谱，不难发现，其族谱体例随编修者的理论水平而定，自然体例完备与否，亦随编修的自身学识而决定其高低。无论史识高者低者，当前体例有三个共相：一是完全沿裘了旧式体例，不是说旧式体例不用，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毕竟族谱体例起源于宋代，距今千有余载，社会已越好几个时代，科学极大进步，经济突飞猛进，人口急剧增长，族谱门类已相应增加很大，若纯粹釆用旧体例，特别是“世系”，旧体例明显不适合；二是变招图新，虽有变化，不知从何处下手，想当然地在旧体例基础上，保留一些，删除一些，增添一些，虽曰体例，却不伦不类；三是对所编写的全部内容，不分门类，不分层次，不分主次，不分先后，在纲目编制上一味横呈条目，犹显臃肿繁多，易于造成“开卷了然，闭卷茫了”的感觉。如是等等，虽曰体例，却令有识者喷饭，让无识者厌然，给谱学蒙上尘垢。

    此类情况表现在：一是有的支谱，为彰显本族人才济济，煞费苦心，稽史査志，搜索不属于本谱范围的历史与现实名人，很是牵强附会，实际与修谱目的相反；二是在辑纂族规家训、礼仪、民俗吋，把属古代名家的也收编在谱内；三是把一些不属族谱范畴的常识，如中国历史纪年表、简化字等也收进族谱之中，目的虽是方便今人阅谱， 但槊括杂芜，用心虽好，却徒自增加了家谱的篇幅。

    湖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昌庆旭，在《民间修谱之我见》一文中指出：“私修家谱的通病，是追认‘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附会，纷纭踡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此乃前人误我，岂可不分真伪而全盘继承老谱？”昌氏之论，戮破此轮修谱中一个共病，即是：“溯祖追宗，攀援附会”。此种现象，为数不少，务必改正，免致以讹传讹，造成罣误，贻误后人。此一轮修谱，是在修谱中断近百有余年，共和国成立60余年后首次修谱，成例是要追溯姓氏之来源，考究始祖是谁。但在此一问题上，人们有一个共同心态是：姓氏追溯得越远越好，始祖地位越高越荣耀，故常把姓氏之来源，追溯到上古或远古，把始祖说成是帝王、将相、公侯、高官，因而闹出“郭崇韬拜汾阳王墓”和“隋炀帝之后耻言前世”的笑话。这次修谱也有步此后尘的情况，务必实事求是，不能“有征而不书弃其祖；无征而书之诬其祖”，妄为攀附。因之，在始祖考略中，就应明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明确始祖的含义。对于始祖是有严格的界定，《辞海》释道：“最先得姓的祖先，《仪礼丧服》：‘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后以称有氏系可考的最早的祖先”。很显然，所谓始祖，必须有这样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这个姓的人，也就是说最早用此作姓的人；二是要有传承，也就是说既有其姓，又有传承可考；符合这两个条件者可称始祖，反之则不能称始祖， 始祖在宗祠里称不祧之祖。常有族谱，把元明时期迁徙创业之祖，称始祖，如是就与开代之祖相混。此等问题，理当重视，并加改进，不然就混肴了视听。

    第二、亦如昌氏所言，常把受姓之始祖，地位抬得很高，吋间追溯得很远，甚有把黄帝作为本姓之始祖，而且从黄帝排世次，一直排到今。并且代代姓名和生、婚、卒、葬，注录得清清楚楚。如是，看似清晰，实际难经推敲。尽人皆知，族谱在历史上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五代混乱，几乎遗失殆尽，就连孔氏之谱，都办不到，可想而知，其它姓氏就更难办到。人们试想，这些资料源于何处，依据何在，很难令人置信。

    第三、把始祖与以后开基创业之基祖含混。《幼学故事琼林》云：“始祖曰鼻祖，远孙曰耳孙”。重庆荣昌县清光绪十四年《喻氏世仁堂重修宗谱序》曰：“子孙者祖之枝也。而枝必有木，故未系子孙而先之以发祥之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而首之以开代之远祖，更冠之以受姓受氏之鼻祖”。其中把鼻祖、远祖、始祖等，科判得非常清楚。从这里淸楚看到：有受姓受氏之祖；有开代立姓之祖；有分派发脉、创基立业之祖。但在此一问题上，人们常把受氏受姓之祖，与始祖混为一谈，也有把创基立业之祖也称为始祖。识者知道，在上古姓氏产生，是先有姓后有氏，而后姓氏合一。在奴隶制时，“天子建德，因生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生产力的提髙，人口增加，在姓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氏；到了秦汉之际，姓氏不分，合二为一，统称姓氏。所以有的姓氏，出现这样现象，在始祖之前，又出现有受氏受姓之祖，其虽有祖，却无传承，此种情况，亦发生在不少姓氏之中，需在考辨之时，慎重处理。

    族谱属纂辑性，大凡按编修目的和纲目要求编写，这就涉及许多门类。各个门类，有其自身的体裁，故尔在编修中，体裁不能一式到底，宜史则史、宜志则志、宜文学则文学、宜考宜纪……视情而定。如是一部谱书，史体志体，乃至文学体裁，均都采用。体裁的多样化，给谱书频添许多文彩，自会让人赏心悦目，其可读性不期而自至。比如旧谱，在志传人物时，就曾采用“行述、行状、行略、列传、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谱、年谱、年表、铭、诔、墓志”诸种体裁。由此可见，编修族谱，要求很髙，特征明显。今天编修族谱，更要提高水平，在体裁的运用上，要灵活应变，诸体纷呈，切不可一体到底，板刻呆滞，否则降低水准，给修谱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专家学者对新谱有个基本评价，认为“上品不多”。怎样理解这个评价呢？因为现今修谱，是仓促上阵， 既未历练，又未培训，加之中断吋间长，对族谱缺知少识，故尔质量不够上乘，有识之士特意保护其积极性，只作评价，不作指责，本在情理之中。其虽如此，作为编者，应当严于律己，在熟知史识基础上，努力提高文字修练。谱书除“世系”、“图片”外，文字比例也很大。古人云：“人靠衣衫，文靠表述”，在此需注意三种倾向：一是不因强调真实，而形成史事有余，文辞色彩不足，更不能使人读之味同嚼蜡；二是也不能因强调通俗易懂，而造成口头语言有余，书面语言不足；三是要在同一谱稿中，文体、形式要统一。虽是数人编写，不能使个性痕迹太深，也就是说，因个人文风突出而致体例不协调。此种状况，皆因为缺乏统稿，所以造成谱书个性有余、共性不足之故。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思想活动的外在表现，所以有一句至理名言，叫“一切唯心造”。试想，世间一切事事物物，有哪一样不是人们思维的结果呢！不是个人的思想结果，就是共想的结果，没有一事一物而例外，所以修谱更要注意思想性。众所周知，“家国天下”，世间所有之事，集中反映在“家庭”、“国家”、“天下”三个方面。天下是由国家组合，国家是由家庭组合，家庭就成国家的 重要一份子。族谱是家族史，家族史又联系着民族与国家。一个国家，要有它的精神支柱，这都表现在人们的思想风貌、道德品质、文明程度上。族谱它不牵连政治、经济、军事，但只是涉及。所以，修谱必须注重思想风貌、时代特点，脱离了就会失去它的作用与意义，犹如人失去灵魂一样。比如说，修谱主要目的是“尊祖、敬宗、睦族”。尊祖目的是孝思永怀，不忘根本；孝能出忠心，忠君、忠主、忠事业；有孝有忠，必能促进政治清明，政通人和；孝又能生善，善又能生慈心，戚物利人，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敬宗、睦族”，不言而喻，是强调家族团结。血统论，是中国固有特点，孙中山先生曾就这样讲过，由家族团结而推广到民族，再到国家的团结。如此上下和顺，国家一片祥和，此乃太平盛世之象征，古今中外，人所共仰，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也。所以，我们要大张旗鼓去突出族谱所表达的思想，不要扭扭捏捏，东躲西闪。要使人读了族谱，深受一次爱国主义、升华各种文明的思想教育，并铬刻在心，落到实际行动中去。

    对此，在谱学界，有学者严肃地提出了批评，应予正视。我们虽不原谅这种不正常现象，但可以理解，因为修谱毕竟中断吋间长，谱学知识缺乏，自然一旦发现新资料，如获至宝，转摘示人，此其一也；还有关于历代谱诏、古今名人的谱论，是现今修谱的重要理论，应当宣传，让世人明白修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让领导若明白，因为他们忙于政务,无暇了解谱学，这些论断，足以起到警醒作用，如是转抄，仍可理解，此其二也。在原谅的前提下，要正视问题，不能听之任之，让谬种流传。族谱要有族谱的特点，不能成为百科全书，哪些资料该入谱不入谱，编者要权衡好；同吋更要处理好小支系与大支、本支系与非本支系的关系，也就是说，虽是本姓氏资料，而非本支系的资料，就不要牵强辑入本谱。但少数族谱，对此之情况未加分辨，所以出现族史资料，东县如此，西县也如此的状况。类似现象，望后之善述者，加以重视，并于纠正，借以提高谱书的资料性与可读性。

（原载《富于春秋》  来源：九亲文化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