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淇县摘星台公园内，立有一通“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石碑，从题记与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于清朝顺治元年，由时任县令、县丞、典史和明朝监察御史孙徵兰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据《淇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淇县朝歌镇南关的关帝庙。
淇县因临淇河而得名。古称沬乡、沬邑、朝歌、雅歌、临淇、卫州、淇州等，先后作殷商帝都和卫国都城500余年，历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王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分商畿为邶、鄘、卫三国，设卫国于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卫，改朝歌为邑；西汉置朝歌县；王莽改朝歌为雅歌；三国设朝歌郡；东魏改称临淇县；隋朝置卫县；唐初将卫县升为卫州；公元703年又复置临淇县；宋熙宁六年至宋元佑年间（1073年—1094年），几经升降复县；（后）至元二年（1336年），改临淇县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淇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淇县划归平原省安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4年并入河南省汤阴县，改称朝歌镇；1962年与汤阴县分治，恢复为淇县；1986年划归鹤壁市。淇县现辖1区3镇4乡，175个行政村，总面积567.43348175平方公里，人口25.8万。1980年地名普查确认名胜古迹83处，历史地名17处，现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9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殷商文化遗址22处、卫国文化遗址13处，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顺治元年，政局不稳，蔡霍负命淇县任职，初来乍到，他便串行乡里，体察民情，并以拜访明代遗老孙徵兰为由，探求从政之道。孙徵兰为弘扬家乡文化，建议他打出淇县原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这样既可安抚民心，为辉煌的淇县历史增光，还能为官一任，留名百世。于是蔡霍又请孙徵兰撰文书丹，在通往京城的驿道旁刻立了“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这通石碑。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写：“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但此“贤圣之君”中，史料证明只有武丁始迁沬邑为都。而以沬邑、朝歌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孙徵兰为什么要用“六七贤圣君”这个概数来赞誉自武丁之后的殷朝贤圣君，并给后人留下思索和争辩的空间？如何寻觅或认识另“二三贤圣君”呢？辞源所谓“贤”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对帝王君主的尊称；“君”者，则是指古代国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孙徵兰喜诗擅书，他除了题写“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碑文，还在淇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的灵山绝壁上题写有摩崖石刻一首，诗曰：“山卓碧云插汉，泉滃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地指出了被称为“殷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题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之列；他所题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也非孟子所说的“六七作”这一量词。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殷之三仁”外，还有“六七贤圣君。”而这“六七贤圣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为都的“四王三君。”“三君”则应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显赫的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宰相傅说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因为孙徵兰是淇县朝歌镇南阳村人，他非常知悉当地百姓对帝辛的赞颂，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实，虽然性格豁达豪放，不苟同世俗，敢为蔡霍策划谋政之道，并出此义举，但毕竟是年老隐退，成了“睡仙”。面对尚有争议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贤圣君内，岂能秉笔直书。显然，这与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不无影响。孙徵兰巧用“六七贤圣君”作句一语双关的代词，算上殷辛即是六，不算殷辛就是七，来了个“隐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说六我言七。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殷辛帝自失国以后，被姬发之后和一些诽章者改称殷纣王，并说三道四，恶语中伤。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在世世代代流传的故事中，不乏对殷辛帝曾经有过的英姿和功绩的称颂。正如伟大的浪漫主义者雨果描述悲情英雄拿破仑那样：“失败反而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伟大。”帝辛传播中原文化，弘扬华夏文明，发展商代经济，开拓东南疆土，统一中国的功绩在盛唐时广受颂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该寺每逢朝阳初升，岚雾缭绕，满天红云，就象帝辛登鹿台自焚时的熊熊火光，照彻天空，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一处美景。“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的刻立，成为清朝顺治年间的一大壮举，当地百姓无不欢悦。如今，为保护殷都朝歌之物证，淇县有关部门将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园内。朝歌是故都还是陪都的争论，似乎随着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而嘎然止声，但人们仍寄希望于历史遗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发掘与发现，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早自春秋以来，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就不断为帝辛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纣王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象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史记》谓纣王“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等。之后，世人凭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对帝辛的偏见流传离奇，称纣为暴君，似是杀人恶魔。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西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理学家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对梅赜献奏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宋•吴棫也疑系伪作。明•学者梅鷟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撰有《尚书考异》，指出它是伪作。清•学者阎若璩依梅鷟的论证，也列出了一百多条论据，佐证《尚书》作伪的事实。清•丁晏著《尚书余论》,考证出于魏•王肃之手。司马迁也说：“尚书残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而对司马迁的“炮格”说，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姒履癸发明的，已登记有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辛再发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咸阳诸生460余人，也可能坑杀有儒家学者，史称“焚书坑儒。”以致在此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儒家学派当权期间，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恶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样堆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让后人视秦始皇为暴君。不知道司马迁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换命赎金，仍遭刘彻腐刑的事，是否连他自己也忘了；还有项羽把蔡生投到巨锅中煮死的刑罚，这些难道还不及纣王和秦始皇暴虐？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写出了他的答案：“对作奸犯科的人，钻窥法令缝隙的人，你用道德礼俗是感化不了他们的，是毫无效果的，只有用严刑重罚，才能制服他们。”
历史上，商王朝处于半信史时代早期，“言语异声，文字初形。”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证实，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载除了祭祀中的卜辞记事，在周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几乎空白，难以澄清。不过，西周王朝及以后的著史者还是在史实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别样解释的祥光。《史记》记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亦有史料说帝辛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深得父王帝乙之爱，虽非长子，却立嗣继承王位。帝辛即位后，励精图治，宏振殷邦，为民造福，增光先王。他鼎新革故，废除杀戮奴隶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让奴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使用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第95页）。他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开始使用耕牛，推广耕耘播种，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使商王朝再度复现中兴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深受百姓爱戴。试想，如果帝辛胸无大志，不问国事，他能成就殷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殷人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孟子认为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帝辛在朝歌营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50米、高约10米、顶宽13米。外环宽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从南门（常屯）到北门（淇水关）的距离达22.5公里，体现了当时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国家发展和建设需要，怎能成为大造宫殿之说呢？
为了制服东夷的搔扰，帝辛一改先王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当时，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虽然多次讨伐，均未彻底制服。帝辛则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帝辛还是一个开拓者，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他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内蒙一带。淇县的民谚说：“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如果帝辛真的只是一个“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稳坐殷商江山数十年吗？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买姜尚，纣王那铁桶一般的江山岂能轻易被偷袭攻破？仅仅是众俘倒戈，没有殊死搏斗的牧野之战，怎能会血流漂杵？孟子对此曾说：“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他现在侵占殷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几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毛泽东同志评价帝辛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而对于姜尚这个人，毛泽东也有一种别样的注解。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为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姥送行。毛泽东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引用的这个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姜尚叛逃商朝后，直奔西伯姬昌，但又怕主动投靠身份不高，于是心生一计，住在西伯姬昌经常出没的渭水之滨，用一杆无饵的直钩在三尺水面上垂钓，口中念叨着：“负命者上来。”后来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为“阴谋修德，以倾商攻”，积极辅佐姬发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诗曰（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篇》四•豫秦晋纪游）：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身。
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
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谁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
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躇。
随着当今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深化，对帝辛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古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甚至帝王君臣、圣贤伟人对帝辛功大于过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殷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有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其中单姓52个、复姓9个，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因此，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殷商后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流传有很多世代传承的神话故事，人类口头语言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占有十大神话。遗憾的是诸如《封神演义》这类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为地固化成了神话本身，演义成了索然无味的说教。虽然这种神话不用作任何考证就可以确定它的虚构是一目了然的，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陈指“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
从中华民族有始祖起，上古文化可考者，自殷商始。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便是殷商文化，这些文化都发源于中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等知名专家学者，对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价，他们说：“殷商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殷商时期有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有高效的政治组织，有规模化的军事组织，有熟练的青铜铸造技术，有精湛的雕玉工艺，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种文化表现出殷商时期富蔗的物质生活，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艺术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对后世起着巨大影响。因此，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和史料相结合，对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三千多年来，青铜生满绿锈，黄土掩埋甲骨，殷商历史研究难道无法取得积极进展么？殷商文化也难以寻觅踪迹了么？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考古科学，将能尽快地为我们找到答案。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不再以空口无凭的“无稽之谈”，继续借用“相传”二字，推掉你研究历史的重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是有后辙的，只要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履迹的，而这条履迹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01年出版发行的《新华词典》对“纣王”这一条目的注释是：“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无疑是当今史学家在典籍类图书中对帝辛公正评价的一个开端。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宝库中，殷商王朝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铭记了这个朝代的功业，尽管这有可能只是周人选择保留的，但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唤起我们思忆那个遥远的时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发现尘埃封掩的历史真相，而在于总结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识或观点，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学术角度来说，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但这必竟是一种认识或观点。
（原载《淇县政府网》 作者：宋英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