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主要展示《殷墟文化大典》（简称《大典》）中的商代先公，本篇主要从《大典》中来深入了解认识“被学术界利用考古、甲骨文资料考证的商代先王”。
商代先王是指自商汤王灭夏建立殷商王朝到帝辛失国时期的“共十七世三十一位帝王”。“商王是集政权、神权、军权、族权、财权于一身，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成为奴隶主的总代表”。“商代先王最早由罗振玉、王国维根据甲骨文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界定”，并不断考订和补充，“大多数都已获得卜辞的证明”，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对先王的记载的错误。其后，郭沫若、吴其昌、董作宾分別对河亶甲、雍己、祖己三位的考订，由此确立了先王世系。《大典》中记载的“商先王世系表”如下（图片）：
《大典》中把商代先王分为前、中、后三期: 成汤至大戊（10位）为商代前期诸王，中丁至南庚（9位）为商代中期诸王，盘庚至帝辛（12位）为商代后期诸王。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诸王都在《大典》的《商史卷》和《甲骨卷》中作出记载，笔者在此前提下，重点对有作为、有创新、有建树的复兴之王摘要简述如下：
成汤 “公元前1670年—约前1587年，即商汤，商部族首领主癸之子，商朝的建立者，子姓名履，又称汤、成商、商侯履、武王、武汤等”。“甲骨卜辞为大乙、天乙、高祖乙、成、唐、大唐等”。“夏末自孔甲始，荒淫无度，力量渐衰，至桀时更甚”。“商汤曾是夏的诸侯，代替夏出征付伐有罪之国，力量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结束“曾先后八次迁都”的做法，“至汤定居于亳”。“在这过程中，商汤行仁义，订礼制，加强刑法，招引贤才，得到伊尹、庆辅、女鸠、仲虺、女房等贤士良臣的辅佐，力量发展更快，为灭夏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夏桀不安而囚禁成汤于夏台，引起众多诸侯的反对，在伊尹、仲虺等的努力下获释。“商汤回师亳都大会诸侯，召开了‘景亳大会’，表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让百姓脱离暴政和苦难”。从而赢得大多诸候的相应。“汤乃兴师率诸侯，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在今河南宁陵）”以及夏的联盟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属国部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而后作《汤誓》，兴师伐夏”。“汤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大败”。“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汤被推为天子，都于亳，建立商朝，成为中国继夏王朝之后，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古书中把汤伐桀灭夏称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结束了先后十四世为（夏）诸侯的历史”。“汤建国后，鉴于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又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就要‘大罚殛汝’”。汤注重“以宽治民”，“网开一面”、“桑林祷雨”的成语典故在民间传说久远，是最好佐证。“因些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武功烈烈，创业垂统，被称之殷之盛君”。《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甲骨卜辞记录有配偶妣丙，传统文献记载为有莘氏之女，性贤淑，有吉妃之称。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丁，次子外丙，三子中壬”。
太丁 “史称太子‘大丁’未立而卒，然卜辞‘大丁’祀典同于其他诸先王，且有其法定配偶‘妣戊’也受到殷人的周祭”。“因而学者们认为，他曾协助成汤并主持过军事，立有大的战功”。
大甲 又称太甲，为汤嫡长孙，商代第五任国王。依《史记》等文献和传说，太甲即位第三年，发生著名的“伊尹放逐”，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在桐宫（今河南偃师县西南）经过三年深刻反思”，“决心痛改前非，以祖父作榜样，励精图治”，遵训“祖制和朝廷法度，尽自己的能力治理好国家，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伊尹看到太甲悔过自新，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亳城”。“太甲复位后，不负众望，按商汤法度循规蹈矩地做事，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秩，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太甲‘桐宫悔过’后，修德厚生，终成一代名君”。孟子称之“圣君”，庙号尊为“太宗”。“太甲与其配偶都进入甲骨卜辞中周祭祀谱。”
大戊 又称太戊，太甲之孙。即位后启用伊陟（伊尹子）为相，出现“桑谷共生于朝”的现象而心生害怕，受伊陟“邪不压正，妖不胜德”之启示，注重“勤政厚德，治国抚民”。“太戊国政大修，励精图治，使商王朝又得以复兴强大，周边诸侯纷纷前来臣服”。“大戊在位75年，是商王朝在位最长久的国王”。《史记》载，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甲骨文中多有后人祭祀太戊和配偶妣壬的记载”。其后三子都相继为王：长子中丁（卜辞仲丁），商代中期国王。由于“太戊一支凭借着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违背商代继承法而使中丁继承王位”。“为了削弱反对势力的影响，中丁即位后由亳迁都于嚣（隞或敖）”。为排除周边方国侵扰的威胁，而“征于蓝夷（《竹书纪年》）”。“传统文献和传说，中丁之后，次子外壬（卜辞卜壬）成功取得王位，并向诸弟妥协，造成商王朝继承上的混乱，史称‘九世之乱’”。 三子河亶甲（卜辞戔甲），“为了摆脱困境，缓解內外交困的局面，由隞都迁于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王室內部矛盾。待稍事整饬国势有所恢复后，更发动了对外战争（征蓝夷、班方），使一些原来反叛的诸侯方国（邳、姺）重新归顺，纳贡称臣”。“河亶甲在位时对商朝的稳定是有贡献的，为其后祖乙即位后一度复兴奠定了基础”。
祖乙 卜辞且乙，大戊之孙。“祖乙迁都在古文献中记有邢、耿、庇三地”。学术界“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考证，邢、耿、庇三地方应为一地，即为邢（今河北邢台）”。“祖乙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任用太戊时期的名臣巫咸的儿子巫贤辅佐朝政，几次出兵平服了蓝夷、班方等方国部族的反叛，解除了边疆地区夷族对商的威胁，使一度危机的商族再度复兴”。除《史记•殷本纪》记载外，“孟子把他列入商朝的‘贤圣之君’”。《晏子春秋•內篇谏上》也说他为“天下之盛君”之一。“甲骨文中称他为中宗祖乙，和大乙、大甲合称为‘三示’，经常受到隆重的祭祀”。卜辞中记其有“德配妣己”和“另配妣庚”。“此外，传说‘春节’和‘万年历’也是祖乙时的樵夫万年发明的，并且还发明了‘日晷仪’和‘漏壶’，用以计时”。其二子都继位为王：长子祖辛（卜辞且辛），“是一个受成的国王，即位后仍都于邢”。“卜辞中德配有三，妣庚、妣甲、妣壬，都与之进入周祭祀谱”。次子沃甲（卜辞羌甲），“由卜辞中内容可知，羌甲有祛病消災之神通。其德配妣庚，与之并受飨”。
盘庚 甲骨卜辞般庚，祖乙的（次）曾孙，商代后期国王。“盘庚即位之时，商朝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内争激烈，平民奴隶反抗斗争不断，更加上天灾频繁，商朝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盘庚为了扭转局面，摆脱旧贵族的势力，挽救商王朝的衰亡，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到先王所发家之地殷—北蒙，作为新都。这里地处‘天下之中’，同时‘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背山（《战国策•魏策》）’，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优越。”“盘庚的迁都之举遭到旧贵族们竭力反对，盘庚乃作书三篇以文告发布，告谕诸侯，严厉命令他们服从，《史记》、《尚书•盘庚》三篇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盘庚迁殷成为商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化解了政治危机，从此商朝的首都固定下来，使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步入了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使其逐步进入商王朝的鼎盛期”。从而“进入了历史上高度繁荣的殷墟时代和高度文明的甲骨文时代”。“上个世纪末，在洹水北岸京广铁路两侧紧临殷墟发现了一座早于殷墟的商代城址—洹北商城，这是继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要商代都邑，有（许多）学者认为这就是‘盘庚迁殷’之地”。“后世评价盘庚迁殷，‘若颠木之有由蘖（就像被伐倒的树木发出新芽）’。应该说，《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盘庚迁殷为‘复居成汤之故居（回到了先王成汤以前生活居住的地方）’，不但印证了先商文化在豫北冀南的观点，而且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传统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后改国号为殷，未能得到甲骨文的支持”。这就说明，盘庚迁殷是重新回到了殷商祖先在夏代时就居住的殷地（安阳）。笔者在上篇中已考证出，从商代先公冥子王亥、孙上甲微时期就在殷地居住生活，当时是夏的诸侯国号为殷。盘庚弟小辛、次弟小乙相继即位为王。“小乙注重对后继者的培养，确立其子武丁为世子，并对其进行教育，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甘盘为商朝时著名武将，也就是说早早地让武丁向甘盘学习军事，为武丁中兴做了准备”。
武丁 卜辞也释武丁，帝小乙子。“《史记》今本《竹书纪年》《尚书•无逸》《传》等传统文献记载武丁的事迹很多，最为著名的有‘傅说拜相’‘妇好将兵’和‘伐鬼方’”。“说明武丁少年时期，曾遵父小乙之命，居于民间，行役于外，与平民一齐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的艰辛。同时，向圣贤甘盘学习，磨炼道德修养，掌握治国治民之策”。“武丁即位后，‘思复兴殷’，‘三年不言’，谨慎行事，不敢贪图安宁，荒废政事。虚心纳谏，任用贤才，除任用贤德的太子祖己（孝己或小王）辅佐治国外，还任用异姓贤臣甘盘，甚至不惜‘使百工营求之野’，不拘一格启用工匠出生的傅说为相，辅佐治理天下。运用经常祭祀上甲微等殷商祖先的办法，推行教化，修养道德，教育儿童，尊祖敬老，加强家族和政权的凝聚力。重视军事体制和‘三师’制度建设，提拔优秀军事将領，如甲骨卜辞中的望乘、沚戬、妇好（妣辛，武丁爱妃）、人长等。对方国部族实行怀柔政策，通过分封诸侯和伯化敌为友，通过联姻维持与方国部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并且应用傅说发明的版筑，大大提高城址和宫殿的建设及管理水平，使之各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武丁开始对外用兵，征服了鬼方、羌方和土方少数民族，基本上解决了商王朝长期存在的边患问题。其中的‘三年伐鬼方’战争，李济等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人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是欧亚大陆中部的野蛮游牧族人在消灭了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后的东征，意图消灭黄河文明即中华文明，被伟大的武丁、妇好击溃，使四大文明古国仅有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总之“武丁励精图治，革新政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进入商王朝的鼎盛阶段”。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享国五十九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一致（公元前1250—前1192年）”。“武丁庙号高宗，与德配妣辛（妇好）、妣癸、妣戊受到周祭”。武丁长子祖己（孝己）虽立为太子因早亡未继。“次子祖庚被立为世子”而继位。“祖庚（卜辞且庚）继承了‘武丁中兴’的事业，遵行礼制，保持了商王朝继续繁荣发展，受到后世的隆重祭祀”。
祖甲 武丁三子，卜辞且甲，在祖庚后继位。“后世文献（《尚书•无逸》）有‘祖甲避王位’之说，武丁在太子祖己早亡后，偏爱幼子祖甲，打算废太子祖庚而改立祖甲。祖甲认为这是违礼之举，不可强行废立，否则就可能重演‘九世之乱’的局面，故仿效武丁当年之举，离开王都，到民间生活”。“祖甲即位后，‘重作汤刑’，加强法制。体察民情，限制贵族对民众的过分榨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缓和了矛盾，稳定了社会。推行新政，改革历法，创新祭祀制度，创造‘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在武丁的基础上，继续开边拓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返至西戎。十三年，西戎来宾，命邠侯组绀［对周人（邠侯）发号施令］”。“祖甲创立的周祭之法是祖先崇拜和崇教制度的最好体现，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祭祀系统。祖甲之后，商王朝开始真正确立嫡长子继承法，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与祖甲行政有密切的关系”。“《尚书•无逸》将祖甲和殷中宗太戊、殷高宗武丁和周文王并列，‘兹四人迪哲’，即‘蹈智明德以临下（《孔安国传》）’”。而司马迁的“帝甲淫乱，殷复衰（《史记》）”的说法，需要商榷，应该否定并予纠正。“由于祖甲之子继承王位，其与配偶都受到周祭”。
武乙 卜辞释为武乙，帝祖甲之孙，商王庚丁子。“武乙作为商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君王，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被司马迁称之为‘无道’（《史记•殷本纪》）。这一认识盖源于《尚书•无逸》中周公的一段话......将晚商后期几代商王全部予以否定”。“武乙是商代很有作为的一个国王，他致力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武乙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新开垦的地名‘厅’‘望’，说明耕地面积有了扩大。手工业中青铜器制作得到发展，青铜器作坊面积不断扩大，产品数量增多，造型更加精美。骨器制作和玉石器制作也得到发展，在小屯西北地就发现一处新的玉石器制造作坊。甲骨文中出现了和手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百工’‘司工’。这一时期‘原有的居民点迅速膨胀’，殷墟的面积得到扩大，殷都更加繁荣。在政治上整个官制得到充实和完善，各个部门分职设官明显增多。军事组织趋向严密，甲骨卜辞载：‘丁酉，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说明‘三师’编制正式形成，戍守活动频繁，有了定期轮換驻防的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一时期‘透过浓重的迷信神权的氛围，也开始出现较为趋向现实的薄明的晨曦’。殷人举行祭祀，不再大量用人作无谓的牺牲。祭祀中改变了原来的重自然神而为祖先神，确立了祖先崇拜的主导地位，并且也由原来的重远祖，变为重视先祖父辈”。《史记》中记载武乙与天神对弈和革囊射天的故事，体现“武乙在迷信鬼神很深的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难能可贵。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萌芽”。“对周边方国部族的反叛者继续实行出兵讨伐。殷的西部逐渐强大的旨方，经常进犯中原，武乙多次调动重兵加以征伐，参战军队常常在几千人以上，最后征服了旨方。武乙还曾经征服了南方的归（今湖北秭归县境）和东部的夷人”。“对西方的周部族继续实行怀柔政策，友好相侍。然而，周人的崛起构成了对商的威胁，武乙到周巡视，结果‘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史记•殷本纪》）。雷震致死虽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武乙之死也不排除被周人所杀害。武乙之子文丁即位杀掉季历，就含有替父报仇之因素”。“《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记武乙在位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与今本《竹书纪年》一致。武乙本人与配偶都列入祀谱受到周祭”。
其子 文丁（卜辞释文武丁）继位，“周人势力进一步发展，并被命为牧师和西伯，授以征伐之权，执掌商朝西部地区之征伐。周人声势大振，引起文丁的不安和恐惧，决心抑周，乘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受赏准备返周之时，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使之‘困死’殷都”。
帝乙 商王文丁之子，商王帝辛之父。“甲骨卜辞中不见帝乙尊号，商代青铜器《邲其卣》铭文称其为‘文武帝乙’”。“帝乙即位之时，趋于强盛的东方夷人中的人方、盂方等不断在边界上侵扰渗透。为了不至于腹背受敌，帝乙遂对周部族继续釆取和亲政策，把一个妹妹嫁给姬昌，并封其为西伯，被称为‘帝乙归妹’（周易•泰）。自此，商王帝乙（暂时）缓和了和周人的矛盾，（但）周人也得到迅速发展”。“之后，据卜辞中的详细记录，为解除边患，帝乙对东方夷人（岛夷和淮夷）展开了‘征人方’（位于今黄、泗、淮流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战争，半路上受到盂方（今河南省睢县附近）的截击而给于征伐，（都）取得了胜利”。“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帝乙在立王位继承人时，由于废长（微子启）立幼（受德），（因）在政见上有很大分歧，造成了（商王朝）内部的分裂”。“关于帝乙在位末年，迁都于沬（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的记载，得不到甲骨文和考古证据的支持”。
帝辛 甲骨卜辞释王，商王帝乙少子，武庚禄夫之父，商朝末代君主，文献称帝辛，又名受或受德。周人违背史实将其恶谥为“纣王”或“纣”。对于失国之君，“文献中为了诋毁帝辛，对其征伐夷方、开疆拓土的记载很少，但甲骨文、金文中记载颇多，提供了研究帝辛的珍贵资料”。“《史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吕氏春秋》:‘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可置太子），而不可置妾之子，（辛）故为后’”。这充分说明帝辛继位的合理性。学术界专家学者认为：“帝辛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有倒戈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继位后，重视农桑，因此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好发展，国力强盛”。“帝辛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推行法制，提拔重用‘小人’打击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他拓土开疆，征服东南夷，把商朝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把先进的中原文化推向边远的地区，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基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鉴于西方周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在处理与周的关系上，帝辛一方面继续实行怀柔政策，同时又加强防范，并找机会囚禁了周人的首领姬昌。但是，帝辛为征东土夷人，还是从大局出发，不久就释放了姬昌（这件事充分说明，帝辛根本称不上什么‘暴君’。仁慈之为，实际上又给了周人心怀企图的机会）”。“为彻底解决夷人问题，帝辛继续征伐夷方。殷都（今河南安阳）以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是东南征伐夷人的前哨阵地，也是西阻周人沿黄河东进的重要保垒。同时殷帝辛为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包围干扰，故长居朝歌，朝歌遂成为辛都”。“正当帝辛征伐东夷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周人在背后突然发起了进攻。当时商朝主力部队尚在东南前线来不及回师作战，帝辛只能武装战俘仓促应战，结果战俘前线倒戈，导致了全军失败”。“《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记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年—前1046年）。[《竹书纪年》记为52年，《御览》《皇极经世》作32年，《通鉴外纪》作33年]”。“商王朝由始祖高辛，到契封商侯，历经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汤、盘庚、武丁、帝辛共46王，而祚终于帝受辛”。《夏商周年表》记商代为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历554年。
“商王朝灭亡之后，周人把一切罪名都强加在帝辛的头上，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世历史学家在编撰史书的时候也都沿袭了这种观点。记载殷‘纣王’‘罪状’的有关资料大多集中在《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归结起来主要有好酒色，‘唯妇人言是用’；不敬鬼神；信任小人等。殷商时代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她们设有后世妇女那种套在身上的封建礼教的枷锁。甲骨文记载了许多妇女的名字，如妇好、妇井、妇周、妇叶、妇我等计达98位，她们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等各项活动，在殷代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那些历来把祸害都强加在妇人身上的观点和用法，是荒谬绝伦的。
《尚书》《史记》文献中记载帝辛“怠慢祖宗，轻视祭祀，慢于鬼神”等“不信鬼神的罪状”。“殷商时代的中晚期，殷人在举行祭祀的时候，开始注重现实，不再将大量的劳动力用作无谓的牺牲，祭祀对象也逐步变为重近世先祖父辈。说明这一时期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逐步加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开始发生动摇。甲骨文和殷墟考古资料证明，帝辛时期不但祭祀从简，而且废除了人殉。因此，到殷帝辛时代，‘不敬鬼神’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这是帝辛推动历史的伟大进步。
“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古今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与毫无作为、庸碌无能的领袖人物在用人政策上的一个很大区别。微子、比干、箕子等一批宗室重臣，因循守旧，极力反对帝辛王的革新措施，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斥退他们无可非议。同时，提拔一些出身低贱，甚至是所谓的罪人或逃犯，而能贯彻执行自己路线的人，也是势在必行”。实际上这是帝辛勇于改革的伟大举措。
“孔夫子时代对帝辛的评价还是客观的，如《论语•子张十九》（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周以后人写的历史，天下的罪恶当然要归于纣王一身。孟子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当代一些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像毛泽东、郭沫若等等）对帝辛也做出过中肯的评价，我们在著述商史的时候，不应再沿袭传统的陈腐观点”。
《史记》说帝辛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有的把这一条作为帝辛不顾百姓死活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从而引起人们对他的无限愤恨。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证明，这确确是商代和帝辛时期农业、畜牧业有了很好发展的结果。“酿酒业的勃兴和饮酒成风，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从宏观上）反映了商代农业的发展水平”。农业的丰收，促进商代酿酒业的兴起，酒多了就必须造酒池储放，“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材料，均可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而且进一步促进礼器、酒器、陶瓷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代一般民众也饮酒成风”。同样，“商代的畜牧业，不但畜种类齐全，而且还有一套独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的方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显然，畜牧业发展了，也就促进肉产品的加工和储存。肉用晒、熏、腌、风干等方法加工，有时就要悬吊起来，就形成了“肉林”的风景。这种方法一直流传至今，特别是春节前家家户户加工悬卦肉产品的状况，不就是商代的风景重现吗？真如《殷墟文化大典》主编王宇信教授在《大典•总序》中所说:“当年的商朝都城殷虚，到处是一片‘车行酒，马行炙’的繁荣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更何况“考古发掘中商代酿酒作坊被发现，是二里冈时期的郑州商城遗址”，说明酿酒业商代早期就存在了，到后期进一步发展并且有了酒池而储存之。之于说在酒池中“男女倮相逐其间”，更是无稽之谈，不信者可到酒池中去体验一下，便一目了解，那完全是不可能相信的事情。这不但不是帝辛之“罪状”，而且更应必须加以肯定的是帝辛王的功绩。
（ 河南省卫辉市北郊比干庙石碑照片）
《史记》中说帝辛“怒杀比干，剖视其心”。周人把其作为暴君的主要罪名而引起人们对帝辛的无比憎恨。“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为笼络人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并且修缮重建”。“引起时人和后人对比干的同情和尊敬”，同时长时期用以对帝辛的攻击和打压。但甲骨文中找不到对比干剖心的证据，只是从文献到书本的纸上谈论而己。帝辛对周伯姬昌囚而放之，反对派中三个重臣而只杀比干，显得不合情理。而且在以后的朝代中直至当代总有人千方百计用编造神话的滑稽手段以假乱真，不得不说这是历史之误。笔者根据河南鹤壁市作家协会顾问陈绍国先生等提供的比干庙石刻资料，专门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河南省卫辉市北郊比干庙石碑观察发现，比干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1092年—前1029年（详见图片）。淇县（朝歌）摘星台公园内的比干塑像镌刻的生卒年代与之完全相同。作为国家文保单位的历史名人的碑刻资料是应该可信的。而依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帝辛逝于公元前1046年，说明比干比帝辛迟逝了17年。鉴于可能比干生卒年使用是文献中的记载（旧说）与断代工程有些相差，《竹书纪年》记从商代后期的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的在位时间（各为35、13、9、52年）合计为109年，而断代工程从武乙到帝辛的在位时间（各为35、11、26、30年）合计为102年，相差7年。除去相差的年代因素，那么比干仍比帝辛迟逝10年。因此，所谓帝辛“剖比干”之说是周人的蓄意假造而不攻自破。
“且不说那个诞生在明朝和清朝之际的狐狸精妲己，即使炮烙酷刑也是早在‘纣王’五六百年前夏桀的发明”。以致于当代的一些跟屁虫也用所谓“新封神演义”闹剧、在某县公园毫无依据地假设“比干摘心处”的牌子，都更是毫无意义的。当代是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那些几千年睡在地下的历史文明不断地被考古发掘出来，真实历史资料比比皆是，由如大海汹涌澎湃的波涛，一切不实、污蔑、诽谤之词，都将统统被淹没。甲骨文和殷墟考古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切，这就是结论！
总而言之，从《殷墟文化大典》所展示考古发现的大量历史文物表明，以成汤为代表的商代先王，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商代先公所开创的悠久灿烂的殷商文化，创造出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古文明和辉煌，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伟大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永载史册！
镇江 殷 云 飞／201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