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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王朝对周部族的仁爱施政及教训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19-07-24  点击:734
    内容提要:
    三代时期先后在黄河流域建立起强大政权的夏、商和周王朝在华夏族的种系结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商王朝建立后,周边分布着土方、羌方、沚方、长方、周方、夷、狄等众多方国部族,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宁,商王朝对方国部族仁爱施政,采取羁糜政策或曰怀柔政策,通过和亲、互通有无等形式保持友好共处的关系。周人是居住在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周的记载, 其中有敌对的“征周”、“伐周”等,但更多的是双方友好相处的“周入”、“周疾”、“周妇”等。根据这些卜辞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将商周关系演变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殷商王朝对周都是仁爱施政,主动采取友好政策,而周人则是以我为中心,窥视方向,积蓄力量,视机而动,最终取而代之。了解这段历史,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可足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导言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三代时期先后在黄河流域建立起强大政权的夏、商和周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三个族群,其在华夏族的种系结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夏商周三代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继承关系,而是三族并存,齐头共进,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的。
    商王朝建立后,周边分布着土方、羌方、沚方、长方、周方、夷、狄等众多方国部族。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宁,商王朝对方国部族仁爱施政,采取羁糜政策或曰怀柔政策,通过和亲、互通有无等形式保持友好共处的关系。对一些与商王朝为敌的方国部族,则以战求和,凡战败降服者一律友好相待,如沚部、长部等都是如此。
    周人是居住在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前辈学者王国维、董作宾、陈梦家等,现当代学者饶宗颐、李学勤、王晖等先生商周关系的研究均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近年宋镇豪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代史》(见图一)的研究,在商周关系研究方面更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宫长为、徐义华的《商代史•卷十一•殷遗与殷鉴》对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周与商臣属关系的演变,周灭商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商王朝内外政策的失误与后果等商周关系的论述尤为精辟。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商周关系的记载, 其中有敌对的“征周”、“伐纣”等,但更多的是双方友好相处的“周入”、“周疾”、“周妇”等。根据这些卜辞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试将商周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商汤开国到商王武丁以前,相当于周由后稷到公叔祖类,是和平友好稳定缓慢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从商王武丁到商王武乙,相当于公叔祖类到季历,是迅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商王文丁到帝乙、帝辛,相当于周文王姬昌到武王姬发,是疾速发展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殷商王朝对周都是仁爱施政,主动采取友好政策,而周人则是以我为中心,窥视方向,积蓄力量,视机而动,最终取而代之。
    二、第一阶段平稳发展时期
    商周关系的第一阶段从商汤开国到商王武丁以前,相当于周由后稷到古公亶父时期。这一阶段经历时间最长,双方在世的首领也最多。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制定统治制度,稳定内部,发展生产。商汤之后继任的商王大都遵守商汤的法制没有太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商王朝还缺乏对外扩展用兵的能力,对外实行友好共处的政策。
    商王朝第十四位国王祖乙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任用贤相巫贤辅佐朝政,几次出兵平服了作乱已久的蓝夷、班方等方国部族,解除了东部边疆地区夷族的威胁,使一度危机的商朝再度复兴。《史记•殷本纪》载:“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在初步解除东方边境威胁后,祖乙开始对西方发号施令,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读作bīn,同"豳")侯高圉”。高圉乃周族著名的首领古公亶父之高祖,当时他接受了商王祖乙之“命”,表示服从商朝的统治,商朝则封其为“邠侯”,此乃历史文献中商周最早发生关系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又载:“(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
    周在首领后稷之后在西方戎狄之间艰难的生存发展,到公刘迁豳时已初具规模。《史记•周本纪》载:“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周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故接受了商王朝的封号,实际上是取得了商王朝对其地位的承认。在商周关系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和平友好的,稳定缓慢的发展时期。
    三、第二阶段迅速发展时期
    从第二十三世商王武丁时期开始到第二十八世商王武乙,相当于周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到季历时期,是商周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商王朝在商王武丁的治理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武丁雄才大略,少年时期曾遵父命居于民间,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的艰辛。同时,从圣贤甘盘磨练道德修养,掌握治国治民之策。即位后三年不语,静观事态,励精图治,革新政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进入了商王朝的鼎盛阶段,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之后诸王继承了“中兴”事业,保持了商王朝继续繁荣发展。
    商王祖甲时期“重作汤刑”,加强法制,体察民情,限制贵族对民众的过分榨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缓和了矛盾,稳定了社会。他推行新政,改革历法,创新祭祀制度,被董作宾称作为三千多年前的“改革政治家”。
    武乙作为商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君王,在商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在位时致力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充实和完善官制,组建军队“三师”编制。他“与天神对弈”和“革囊射天”,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难能可贵。在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下,商王朝开始拓境扩边,对外用兵频繁。
    这一时期周人的首领是古公亶父(又称周太王,周大王),他是周族的杰出领袖,改革家、军事家、政治家。他因戎狄威逼,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推行“务耕织、行地宜”的农业发展政策,革新政体,“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记•周本纪》)。周边的一些部族亦多归附,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周族强大必然要寻求对外发展,西方饱受戎狄之苦且偏僻荒凉,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东进向富饶的中原发展。周部族灭商的国策早在这时已经制订了,《诗经•鲁颂•门宫》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这种局势下商周关系迅速发展,双方交往接触频繁,周对商是时服时叛,商对周则是时和时战。
    甲骨卜辞中“周”作 形,与商周金文“周”字相同。字像治玉琢文之形,原意为治玉,借作方国名。这类卜辞出现在 、子、午、历、宾等组卜辞中,相当于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直到武乙时期,以武丁时期的居多。从卜辞中可以看到,周臣服于商,双方保持婚姻关系,往来频繁,友好共处:
    (1)贞妇周。(《合集》22264。)
    (2)甲子卜,贞妇周不延。(《合集》22265。)
    (3)妇周……有……(《合集》2816。)
    妇周,当是来自于周之女,为王室贵妇。(2)辞是卜问妇周会不会延期到来。(3)辞残缺,当是卜问周妇是否有疾或是否有孕。
    商周之间的婚姻关系也是双向的,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就迎娶了商王朝的女儿太任,《诗经• 大雅•大明》载:“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挚,商代诸侯国名,故址在今河南汝南一带,任姓。仲:指次女。挚仲,即太任。将诸侯的公主代替王室之女外嫁,故说太任“自彼殷商”。大任入周,生子姬昌(周文王),是著名的“周室三母”(另两位是:太姜,古公亶父之妻、季历之母。太姒,周文王姬昌之妻、周武王姬发之母)之一。
    《史记.周本纪》载:“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太任端庄严谨、稳重诚敬,嫁给周部族首领季历为妻后,仰慕婆婆太姜的美德,孝敬婆婆。以婆婆为榜样,主持后宫立身端正,宫廷上下肃穆祥和。太任怀孕的时候,身体力行注重胎教,不看邪曲的场景,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生活上从不歪着身子睡觉,也不偏斜着坐、跛着脚站。切割不正,气味不良的食物不吃,摆放不正的席子不坐,夜里就让乐师朗诵诗歌。姬昌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太任对他耐心教导,造就了一代贤君周武王姬昌。
    作为附属国周人听命于商,为商王朝服务承担各种任务。
    (4)令周侯今生月于腂,亡祸,比东卫。(《合集》20074,)
    (5)[令]周取巫于垂[ ]。(《合集》8115)
    (6)勿令周往于 。(《合集》4883)
    (7)壬戌卜,[贞]令周宓囗若。(《合集》4885)
    (8)辛卯卜,贞令周从永止。八月。(《合集》5618)
    (9)甲午卜,送贞,令周乞牛多[子]。(《合集》4884)
    (10)叀鎵令。
    叀凿令周。
    叀臿令周。(《合集》32885,见图一)

    图一:自下而上读。
    (4)辞义为卜问商王命令周侯在生月于腂(从事某事)有无灾祸。(5)辞义为命令周向垂侯取巫。“垂”是“垂侯”(《合集》3324)、“垂伯”(《合集》3439)的简称,也是武丁时期商王室的一个外服诸侯。巫,即巫师,《说文》:“巫,祝也。”(6)辞大意是不再命令周到 办事。(7)辞义为命令周安抚某某族人顺利与否。“宓”,《说文》:“宓,安也。”《淮南子•览冥训》高注:“宓,宁。”“若”顺利。(8)辞义为商王命令周配合永从事某事。“永”为武丁时贞人,常代王从事某事。(9)辞“令周乞牛”即商王命令周征取牛。(10)辞义为商王卜问由鎵、凿、臿三人,谁来向周宣布命令从事王事。
    周人还要担负向商王室纳贡的义务:
    (11)周入十。(《合集》3138反甲)
    (12)贞周以巫。(《合集》5654)
    (11)辞属于“记事刻辞”, 记载周向王室进贡占卜所用龟甲,入十即进贡了十付占卜用的龟甲。(12)辞中的“以”也是贡献的意思,是周向商王室进贡巫师。商王朝的贞人、巫师直至大臣,往往来之于诸侯国。
    对于自己的附属国,商王也时常表示关心,让周参与商王室的重大活动,对周地的天象气候,农业收成,周侯的身体状况都经常占卜予以关注。
    (13)允惟鬼暨周逘。(《合集》1114反)
    (14)于周其焚。(《合集》30793)
    (15)癸未卜,送贞,周擒,犬延鋁。(《合集》14755)
    (16)周……[骨]凡[有]疾。(《合集》13910)
    (17)丁卯卜,贞:周其有 。(《合集》8457)
    (18)周方弗其有 。(《合集》8472正甲)
    (19)乙卜,贞:中周有口,弗死。(《花东》h3:330、2)
    (20)甲子卜,贞:妃中周妾不死。(《花东》h3:977、25)
    (13)、(14)辞是周参加商王室祭祀活动的卜辞,分别是“逘”祭和“焚”祭,这两项都是商王室重要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祭祀乃是商王室重大活动。(15)辞是田猎活动的记载,大意为周与犬延参加田猎,周擒获猎物,犬延用陷阱捕获猎物。“鋁”作“ ”形,从水从鹿,当与陷阱之陷含义略同。(16)辞是卜问周侯是否有疾病。(17)、(18)辞是卜问周是否有灾祸。(19)辞卜问周侯有疾病,会不会死去。(20)辞卜问名叫妃的周妇(妾)有病会不会死去。(19)、(20)两条卜辞是花园庄东地甲骨,该类卜辞是属于非王卜辞,也就是商王之外的其他贵族卜辞,值得关注。告诉我们商王之外,其他王室贵族也都关心与周的关系,可见当时商周关系之密切。花东甲骨发掘者和整理者就指出: “‘妃中周妾’说明在武丁时代,周与殷王朝有婚姻关系,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
    周的志向并非心甘情愿当商王室的附属国,因此并不是对商俯首帖耳,而是时有反叛,因此双方也是有冲突。
    (21)癸卯卜,其克周。四月。(《合集》20508,逪组卜辞)
    (22)丙辰卜,送贞,王叀周方征。(《合集》6657正)
    (23)戊子不, 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令二侯上丝眔崇侯其囗周。(《合集》23560)
    (24)乙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合集》6812正,见图二)

    图二:从左至右上下读。
    甲骨卜辞中,、扑、征、寇等都是讨伐打击之意。(23)辞义为商王命大将多尹率领上丝、眔崇二侯来讨伐周方叛乱。(24)辞是说命令商王诸子率领犬侯的军队去征伐周。这两条卜辞兴师动众,还要利用诸侯的军队,说明对周战争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四、疾速发展激烈对撞时期
    从商王文丁到商王帝乙、帝辛时期,相当于周文王姬昌到武王姬发是商周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周人进一步强大起来,东进势头日益强劲和显著。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大约在商王武乙、文丁时期,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47公里处的武功县武功镇漆水河东岸的“郑家坡遗存”陡然崛起,将商文化排斥出关中,融合了属于姜戎文化的“刘家村遗存”形成了周文化,很快发展到整个关中地区。
    而商王朝这一时期忙于东方的战争,以解决长期危害边境的东夷之患,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故商周关系疾速发展,出现了商周关系史上,也是三代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两大重大事件,即帝乙归妹和牧野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对周人继续采取友好的既定方针,《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年,命古公亶父,赐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五十觳,马十匹。”季历乃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姬昌之父。但周人的崛起必定构成了对商的威胁,武乙到西方周地巡视,目的在于震慑周人。结果“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史记•殷本纪》)河渭之间乃周人的势力范围,司马迁虽然记载武乙之死是由于自然灾害,但也不排除被周人所杀害之嫌。
    武乙之子文丁时期,周人势力进一步发展,今本《竹书纪年》载:“(文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吾之戎,克之,命为牧师。”文丁对季历封官加爵,“命为牧师”,让他维持西部边境的安全,征讨反叛不臣的西戎部落,同时对周人也高度戒备。季历又乘胜征伐晋南地区的始呼戎、翳(读:yì)徒戎,均获得胜利,声势大振。周人的强大引起文丁不安,周人向晋南的发展使商王朝失去了西方屏障,感受到严重威胁的文丁转而对周采取限制和打击政策,由此导致商周关系的恶化。季历征伐戎狄获胜后,到殷都献俘报捷,文丁赐以圭瓒(zàn)、积匕作为犒赏,加封季历为“西伯”,但当季历准备返周时,又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不久死于囚禁中。季历死,其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吕氏春秋•首时》载:“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商周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商王帝乙时期,姬昌为报杀父之仇也更是为了向东方发展,发动了对商王朝的战争。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结果以失败告终。透露出西伯昌即位之初,周方的力量还无法与商王朝抗衡,“伐商”时机未成熟不可能取得成效。这一事件,也见于周原甲骨记载:
    (25)……文武……王其卲帝……天囗典册 周方伯……正,亡左……王受有佑。(H11:82)
    (26)贞王其苯又大甲,册周方伯,□田正,不亡,于受佑。(H1184,见图三)

    图三:自左至右上下读。
    这两条卜辞的时代在帝乙之时,“王”是帝乙,“周方伯”即后来的周文王,“册”是挞伐的意思。
    这时商王朝周边的絴方和盂方起而反叛,特别是被武丁征伐过的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盛起来向商王朝发动进攻,威胁着商的安全,帝乙不得不两次征伐东夷。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了商王朝的大量人力和财力,“殷益衰”(《史记•殷本纪》)。这种局面迫使文丁主动调整商周关系,以德报怨,继续采取仁爱政策,进一步改善殷周关系。
    在古代社会有“婚姻,福祸之階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 之说。帝乙对姬昌对发动的进攻不仅不加以惩罚,反而采取友好和亲政策,把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他,并封其为“西伯”。姬昌也深感自己的力量还不足,商周交恶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即接受和亲,为表示诚意亲自率众前往渭水边上迎娶(见图四)。
    《诗经•大雅•大明》描述了这场隆重的盛大婚礼: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涘(sì )。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qiàn)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天作之合”遂成为后世美满婚姻的代名词,《周易•泰》之六五爻辞亦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祉”者,福禄也,大吉大利。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确保以后平定东夷叛乱的胜利,周人也得到喘息稳定,从而积蓄力量迅速发展,为灭商大计做准备。

    图四:帝乙归妹图
    帝乙之子帝辛即位之后,鉴于西方周人的势力日益强大,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继续实行怀柔政策,商、周间反而呈现出重修旧好的气象。如周原甲骨中记述文王对商王先祖成汤及帝辛之父帝乙进行隆重祭祀: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汤),禦,服
母,其彝,血牡三,豚三,叀又正。”(H11:1,见图五)

    图五:自左至右上下读。
    这些都反映了这时商周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和睦友好关系的事实。当然,周人随着自身实力的逐步强大,绝不甘心向商王长期称臣,文王对于商王的臣服,实际上只是一种曲伸之术,他即位之后,无时不在做灭商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先生曾指出:“武乙之时,周人日渐崛起、强大,占有了关中地区以后,更将向晋南扩展,早在文丁时,就有周王季伐晋南诸戎,后来,更有西伯勘黎之举,占领晋南要道,东出太行,可以直取殷都。因此,从商王朝势力被迫一步一步退出关中之时开始,经略晋南、加强掌控,就成为商王朝国防建设之要务。这也是商末动员了‘多侯、多田(甸)’的军队,西逾太行出征孟方、四邦方等的历史背景。”
    对此商王帝辛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对周人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找机会囚禁了周人的首领姬昌。《史记•周本纪》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这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有所不同,显然帝辛囚禁姬昌的主要原因还是周威胁到商的统治。但是,后来帝辛还是以宽厚仁爱之心,从大局出发不久即释放了姬昌,并“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姬昌利用这一权力征伐异类,暗地加速发展,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文王在决虞、芮之讼后的六年中,向周围各方迅速扩展,造成了对商的包围形势。《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文王还曾向南开疆拓土,扩展其势力直到江汉流域。周原甲骨中还有伐灭蜀、巢的记载:“伐蜀”、“征巢”,这些都是文王准备灭商事业的组成部分,可见,商周势力的逆转是在文王时期形成的。
    周武王姬发即位后,力量更加迅速发展,并有了“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尝试。及至帝辛征伐东夷大获全胜之时,武王姬发突然东进发动了牧野之战,使强大的商王朝迅速土崩瓦解。这段历史世人都了解,本文就不再赘述了。只是先前论者往往说道周武王灭商是一种偶然的侥幸,其实这是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 
    必然与偶然是统一的 ,在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 ,而偶然性又服从于必然性。周灭商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宫长为、徐义华所指出:“实际上周人灭商是经过精心准备有计划实施的,周本身虽然是小国,但也立国时间较长,经过数代周人的经营,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实力,而且开拓疆域,兼并和交盟周边的势力的行动也从未终止。在周人灭商之前,周人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国家制度,拥有了强大的武备,联合了广大地域的诸侯,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战略形势。周人灭商诚然不是绝对实力对比的结果,但也不是一种侥幸。”
    “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我国三代时期商周关系的发展和结局,再次证明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名言,为我们今天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可足借鉴的经验教训。
作者:郭胜强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博学院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代历史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05BZS02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殷商时代的科技成就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JD-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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