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长发》载：“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约公元前16世纪，契的14世孙成汤，灭夏称商，都亳。可见，这里所说的商，就是成汤灭夏后建立的商朝，商朝最初的都城在亳。范文澜《中国通史》注：“南亳，在今虞城县谷熟南里许。”虞城历史悠久，夏禹封舜子于此，号“有虞”，后称虞国。虞城西部的纶城是夏朝中期的重要都城。商汤灭夏后都亳（今虞城县谷熟镇西南），建立商朝。秦设虞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虞城县，1952年改为谷熟县，1954年并入虞城县。《三家注史记•殷本纪第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上述史料，又让我们知道了商都亳是在今河南虞城县谷熟镇。王国维在《观堂林集•说商》中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春秋释地》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是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以及《路史•国名纪》、《括地志》等书，均承袭此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甲骨文中的商、丘商，是在今商丘附近。”而不是在今商丘。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国灭魏国，因魏国东部有砀山，设砀郡 ，郡治睢阳县，因延用宋国旧都宋城睢阳设置。此后，睢阳之名一直延续至隋朝。《汉书•地理志》载：“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晋书•地理志》载：梁国，汉置，下辖睢阳。隋唐时期,睢阳被改名为宋城，宋州。《隋书•地理志》载:梁郡,开皇十六年置宋州。宋城,旧曰睢阳,置梁郡。《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属河南道。”《宋史•地理志》载：北宋建立以后,由于是赵匡胤发迹之地,宋人以之为帝业肇基之地,所以北宋初“复置宋州，县城仍称宋城”。宋代史学家郑樵（1104～1162）于1157年完成的《通志二十略》载：宋氏。自姓，商之裔也。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以绍商。武庚与管、蔡作乱，成王诛之，立纣庶兄微子启为宋公，以备恪，都商邱。西晋学者杜预（222年－285年）云：梁国睢阳是也。金承安五年（1200年）改宋城为睢阳。这些史料告诉我们，商之国号，本于地名，都城所在，均为睢阳，并对商丘说予以纠正。因为，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后的归德府才是现在的商丘市古城区，这座被黄河洪水淹没的千年古城，是在知州杨泰主持下，择址在归德府旧城北修筑的新城，始建于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正德六年（1511年）土城墙修筑完成后，在两侧各筑一米宽砖墙将土墙包实，城墙顶铺设青砖；正德八年（1513年）知州刘信建四门外楼（即瓮城门楼）4座，东门和南门内楼2座；嘉靖十九年（1540年）都御史魏有本巡抚河南檄知州李应奎筑城堤；《明史•地理志》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升州为府，置商丘县，始用商丘一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府王有为修筑西门和北门内楼2座，同时又增置角楼4座、敌台13个、警铺32个。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知府陈学夔又在巡抚都御史章焕的要求下包砖城门4座：东宾阳、西垤泽、南拱阳、北拱辰。后知府王范和指挥梅旻分别在南门东西两侧各建一个水门。这就是归德府始用商丘一名后，前后共历时55年所建的明朝商丘古城。清康熙四十四年的《商丘县志》记载：“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归德府旧城圮于水，正德六年（1511年）重筑，乃徙而北之，今南门即北门故址也……围七里二分五厘，共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顶阔二丈，址阔三丈……包以砖门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城门楼和南城门楼，也分别为1990年和2000年新建。《宋氏族谱故老遗言叙》所记：“当闻古之遗言，微子之启始自肇封，以国为氏，以郡为名，故有氏子之源而于应天睢阳。” 宋国源于“睢阳”而不称“商丘”。宋以地得名称宋。《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庚被姬旦诛杀之后，殷商遗民被遣散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微子启的宋国，一个是康叔封的卫国。国学大师杨宽说，周公把微子启的封国叫‘宋’，还是沿用商代的旧名称，宋和商是一声之转。如同周人称‘殷’为‘卫’一样，‘卫’和‘殷’也是一声之转。作为国名，宋、商在历史文献中互通的情况屡有出现。《国语•吴语》说：“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韦昭注：“商，宋也。”《列子•仲尼》中说：“商太宰见孔子。”张湛注：“商，宋国也。”《释文》说：“司马彪云，商，宋也。”陈槃亦曰：“宋之称商，旧籍习见。《毛诗•商颂》即宋颂。《正义》：商谓宋也。”王国维《说商》说，古代‘宋’和‘商’同声可以通用，‘宋’古从‘木’，而木古有‘桑’音。因此，‘宋’又被人称作‘商’。可见，商谓宋，宋称商，本为一声之转，亦为同声通用。微子启所封宋国，是沿用商都旧名。商朝后期，商王武丁封其子子宋于宋，这是史籍中明确记载的。武丁封其子子宋在宋地，称“宋伯”侯国。这与周人在武丁时接受了商王的封号后称“西伯侯”一样，说明宋伯侯在武丁时已成为地名，且为武丁之子子宋的封地，并以宋地得名而称宋国。子宋因为姓子，后在其名加上宋伯侯国号，便谓之宋子，此后“宋子”成为复姓。宋因地而名，位于赵县东北部宋城村的村名正是源于古代燕赵边境的名城宋子城。司马迁的《史记•燕昭王世家》记载：“燕王熹四年，栗腹伐赵，王自将偏军随军至宋子。”明隆庆《赵州志》载：“宋子县，昔高渐离匿作于宋子即此”。这是宋子城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宋子城不仅有商王武丁封儿子子宋于宋，始有宋姓发源的典故。在历史上还有高渐离刺杀秦王嬴政，东汉末年宋子人耿纯辅佐刘秀成就帝业等记载。公元前228年，秦置宋子县；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封许瘈为宋子侯，宋子即为侯国，治所在今赵县城东北10余公里宋城村，曾为战国时赵国的城邑。清朝时出土的一块隋朝墓志铭还记载了宋子城这个地方在北魏时被封为宋子侯的记载。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因其孙许九使人到匈奴购买塞外禁物，免去宋子侯爵位，改为县，属巨鹿郡。王莽时称宋子为宜子。后汉废。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复置宋子县，仍归巨鹿郡。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又废。隋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复置宋子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宋子县并入平棘县。今宋城村东南尚存原宋子城遗址，赵县宋子城，1956年就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入选国务院命名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而外，宋子城还有其独特的宋子钱币。这使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宋子城商业繁华，商贾活跃。但这个商代的子宋故国在哪里呢？史学界一直有所争论。有的说是今河南商丘一带的周朝三恪之一；有的说是在今河北赵县的宋子城。商丘，这个在明代中期才因置商丘县而易地所建的新城，诸多史籍都可以证明。而且从90年代至今的两次专门考古，商丘均没有考古学所发现的商地证据。商丘说混淆了西周宋国与商代子宋国的概念。宋子城则出土了许多商代诸侯封邑的青铜礼器，甲骨文卜辞也有：“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鼓祸古朕事。宋伯歪从鼓。”二月癸酉卜，升，惟麂即鼓令取宋(伯）歪，二旬癸卯”（《甲骨文合集》J21229）意思是：诸侯“鼓”向“宋伯”替商王索取贡品。“鼓”古国名，今晋州鼓城村，距赵县宋子20多公里。卜辞中“宋伯”、“宋”和“鼓”同时记述，说明了“宋”和“鼓”并存，两地相距不远。佐证了宋子城就是商王武丁之子子宋的封邑，宋子城就是“子宋”封地的史实，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宋氏后裔的认可。王朝虽被颠覆，宋国并未灭亡。西伯侯代殷商而立西周之后，遵循“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按照分封制的礼法，胜利者仍然不能让以前的贵族宗祀灭绝。因此当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周武王死后，武庚因复国失败，被周公姬旦诛杀，成王姬诵以祭殷商祖先的宗祀，封微子启于宋国，易商汤旧都亳地（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集）。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以宾公为爵而不称王臣，受诏不拜，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周朝新立，封前三代王朝的子孙，给以公爵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周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宋国时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历经32公，26世，长达756年。宋国末代国王宋康王（亦称宋王偃、宋献王），前329年——前286年在位，史载其堂堂一表，“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铁钩”。宋康王在位第11年时，改公为王，“行王政”，实行政治改革。他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国，有其地。”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受到齐、楚、魏三国的忌恨，公元前286年，齐国、楚国与魏国联合攻伐宋国，宋康王因出死倪侯而失国，宋国领土被齐、楚、魏三国瓜分。初殷后得姓者十人，殷氏、汤氏、宋氏、孔氏、华氏、萧氏、林氏、褚氏、皇甫氏、而戴氏其一也。宋氏原本为宋子复姓，南迁汤都旧地宋都睢阳后省为宋氏，子宋后裔则保留有古宋氏之称。
历史的问题从来都不止于历史。以史实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折射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价值冲突、社会矛盾等问题。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向。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理性地、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历史，随意评说历史，肆意消费历史，即便是在学界的叙述中，也往往将历史的虚无主义当作新的名词，哗众取宠，毫无顾忌地挑战社会的价值底线和伦理底线，利用人民对历史知识匮乏，又没有独立判断的认知能力，人云亦云，随意跟风，被标新立异的思想观点吸引误导，为一般人所不能察觉。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历史研究者，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总是以个人的微观历史代替宏观的全体历史，披着史学研究的外衣，打着专家学者的幌子，他们根据需求，任意打扮历史，有的甚至以“客观”、“公正”的面貌出现，片面引用史料，歪曲历史事实，搞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似乎只有他们的光环，才能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话语权。学界有句名言叫做：“例不十，法不破。”事实不仅是顽强的，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证实事实，而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例证，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儿戏。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是一些人歪曲历史的惯用手法。他们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挑选一个毫不费劲的、但又没有任何意义的例子，不能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来说明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有人引用《左传•昭公元年》中的“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因是，故辰为商星。”好像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他们的一个实例辩驳，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他们所改写，源远流长的殷商文化也能被他们恣意抹杀。
宋英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