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仕”与入仕（入朝为官）、出仕（步入仕宦）相对应的一个古代专用的政治术语，通俗地讲，“致仕”就是还禄位于君，退休养老的意思。还有一种术语叫“乞骸骨”，就是自请退职，意为请求使骸骨归葬故乡，回老家安度晚年。“致仕”一词最早出于《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郑玄注道：“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领主所有制开始瓦解。至秦朝，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政治制度，旧的世卿世禄制废除，开始实施新的官僚制度。作为官员退休的“致仕”，尽管仍带有古老的“还禄位于君”的意味，却得以保留下来。
从汉朝到清朝，都有官员致仕的情况，并越至后而越成为定制。致仕的年龄，历朝不一，即使一朝之内似乎也没作统一的规定。历朝致仕年龄并没有很刻板的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礼记》讲的“大夫七十而致仕”，70岁确实是以后历朝制定致仕年龄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官员请求致仕的当然理由。
官员致仕，都要上疏，请求皇帝批准，这与儒家主张的“恭让”观念有关。“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另一方面，皇帝对致仕的职官亦示以恩典和体恤：“今大夫老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赐羊酒衣衾。”
关于致仕后的待遇，各朝差别也很大。两汉时，官员致仕后，朝廷只给其原官职俸禄的1/3，而且只有二千石以上品级的官员才能得到；品级低的官员退休后一般没有俸禄。魏晋之时官吏退休多不赐予财物，往往授以掌议论之“大夫”的闲职，终老其身。唐初国力强盛，官员退休后待遇比较好。五品以上官员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皇帝恩典，也可得到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告老退休的，各有数量不等的永业田以养老，而永业田可传给子孙。经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尖锐，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斗争严重，政治日渐腐败，官吏们开始贪恋官位，退休制度遭到破坏，造成政府官吏老化，暮气渐重。直到唐末，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宋代对退休官员的待遇比唐以前诸朝都要优厚，主要表现为：一是按原任官职退休；二是不论文武朝官或后宫内职，凡按制退休者，多增秩，或加恩子孙。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甚至还都升一级，授朝官，给半俸，几成定制。尽管退休后的待遇如此优厚，但官员们还是很少有主动退休的，因为官员在任时所能得到的好处是退休后无法比拟的。宋代一直有冗官的问题，为了鼓励官员退休，朝廷有时也采取致仕赐全俸的措施，然而收效不大。行政支出每年居高不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元朝致仕官员一般是月给半俸以养老，只有少数达官显贵和功臣、近臣退休后才能有幸得到全俸。明朝致仕官员待遇较低。明初，官员致仕若得不到特赐，就没有任何俸禄，即使得到特赐，也往往是半禄，得到全禄的很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官员致仕才可以得到“月廪”和“岁夫”，就是每月可以从有关部门领取口粮，每年国家派一些仆隶到他们家做事。以后又免除致仕官员的“杂泛差徭”。清朝致仕官员的待遇一般来说比明朝好得多，休致后官员基本能得到半俸，有功之臣也可得全俸。清朝特别优待武官，高级武官往往能得到全俸，其他武官根据功绩也能得到不错的待遇。
古代官员致仕获得批准后，朝廷大都给予其一定的赏赐。他们在任时，往往因职官品级不同而拥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属于地主阶层。因此，致仕后他们大都不会因俸禄减少或没有俸禄而失去生活保障。对确实家贫的致仕官员，政府支给一定数量的岁米，“养其终身”。这种情况在明朝是存在的。
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退休，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但古代官员把退休称作“致仕”，这多少折射了中国古代政体的独有特点，即高度专制的皇权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的。对君臣关系，黄宗羲作了独到的论述：“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臣有共同的职责，都是为民谋利。顾炎武则作了全新的解释：“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这是说，君主与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及其各级官吏，不敢于百姓之上任意妄为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我享乐。清朝末年，维新、革命志士大量刊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就是藉此制造舆论，要求政治变革。此后的历史发展没有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行，而是走的民主共和之路，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因。
那么，古代高官退休为什么叫“告老还乡”？中国古代退休官员的常态是“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古代官员“致仕”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古代官员“致仕”后几乎都选择回到家乡生活，很少有滞留在京师或者其他大城市。
第一个原因就是“想家了”。因为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历朝历代都实行流官制度，历史学家严耕望就说过：“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到了东汉更加严格，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还出台了“三互法”。《册府元龟》解释曰：“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也就是说，不但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就连去自己老婆娘家做官也不允许，同时也不允许相邻两个州郡的人在彼此家乡为官。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员几乎都是从开始做官就在外地，一直要等到“致仕”才能回家。所以绝大多数官员“致仕”后会选择回到自己老家，落叶归根。
第二原因是中国古代地域歧视很厉害，在家乡才是大佬。古代一直是“熟人社会”，各地老百姓都会合起来欺负外乡人。北宋时就有文人记载开封府的老百姓特别欺负外乡人，个别甚至可能直接把外乡人做了“人肉包子”，明清社会排外风气不减。明朝万历年间，广西右布政使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就吐槽明朝京师“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甚至晚明农民起义大盛，因为农民军多起源于西北地区，因此黄河以南城市在面临农民军攻城时未必避免内应开门，都会不分青红皂白驱赶“西人”（有西北口音的人）、乃至私下处死“西人”。所以，“致仕”官员一般不愿意留在陌生的城市，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会选择回到自己家乡。再者说，中国古代一直有“皇权不下县”说法，指的就是朝廷行政力量只能延伸到县城这一级别，再下一级就得依靠乡民自治了。而一旦自治，那肯定是要有“话事人”的，那只有当地士绅才有能力和意愿担负起“话事人”的职责。
而这些乡绅话语权的大小和曾经担任过官职密切相关。比如“致仕”的县令家就不如“致仕”的知府家有影响力，而“致仕”的尚书家，不仅是在当地，就是在全省那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但要是外地人“致仕”在当地买房置业，那么也许换算是官僚队伍里的一员，但是乡绅话语权就是最低级别的了。
第三个原因是古代城市不是什么好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致仕”官员之所以选择回到老家生活，客观原因就是在古代，越大的城市其实越不宜居。古代大城市由于没有完善的城市卫生系统、完善下水道系统，其实是非常的“脏乱差”。谢肇淛在《五杂俎》里就曾抱怨京师“脏乱差”：“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无独有偶，明朝的中书舍人陈龙正在《几亭全书》里对京师卫生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北地粪秽盈路，京师尤甚……”。而当时其他大城市也不比京城好到哪里去，明末大学者沈德符游历了明朝不少大城市，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明朝开封是环境最恶劣的城市，污水横流，粪便满地：“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古代城市不是没有下水道，下水道其实都是只保证皇宫等地，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在古代，要想排污，要么直接倾倒在河水里，要么就是倒在阴沟里，要么建立渗井，倒在井里。总而言之，古代越是人多的大城市，地下水污染就越严重。
隋朝时，之所以要在汉长安城边上重新新建一座长安城，原因就是汉长安城地下水已经被严重污染了：“京师地大人众，加以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卤。”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一百多年后，唐长安城地下水同样被污染到不能拿来饮用，只能用于洗衣服，宫中每天派出几十匹骆驼去城外运泉水。同样，清末成都也因为人口稠密，地下水被污染严重，以至于当地茶馆都以“河水香茶”来招揽生意。这种地下水被污染以及居住环境恶劣的现象，在没有近代城市卫生系统以及下水道系统以前是无解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去到人少的城市。人越少的聚居区环境越好，因为环境污染少；越是靠近大江河的城市居住环境越好，因为可以把生活垃圾直接排放到河里。
所以，古代“致仕”官员对古代大城市，特别是京城应该是没有居住环境方面的留念的，谁会怀念地下水被污染、满地粪便余孽的地方呢？这些“致仕”官员在退休后回到自己乡村老家居住，在生活环境方面肯定比大城市强一百倍。许多明清“致仕”官员回乡后写的日记里都表示，自从回到家乡水也甜了，空气也好了……这还真不是抒情，这是事实。综上所述，古代“致仕”官员之所以回到老家去生活，并不是被朝廷强迫，而是自己自觉自愿的，因为他们也向往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