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仁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常”之首便是“仁”。作为一种德行，仁德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华夏历史文明增光添彩。自古迄今，商丘大地上生成的仁德文化资源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随风飘散，润物无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内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和育人功能。
一、高辛氏帝喾：概念化的仁德文化
高辛氏帝喾在商丘一带活动，今睢阳区高辛镇有帝喾陵。帝喾之子契是商人的祖先，以“火正”之职，居商丘，筑台祀星，安排农时和农事。《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即是对这段历史的记载。
帝喾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五帝”之第三帝，前承黄帝、颛顼，后启尧、舜，是我国五帝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急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一段话，是所有材料中对帝喾最“详细”的记载，其中赫然有“仁而威”三字。但也不难看出，《五帝本纪》的这段话，是空洞而抽象的，并且这空洞而抽象的表述似不单指某一个人，而应是那个时代所有部落首领的化身。
但是，仔细分析，司马迁对帝喾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仁爱之君，“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急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喾继承《颛顼历》，发展农业生产，教化万民。《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履时以象天”“治气以教民”，是指颛顼依靠天象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颛顼在黄帝《调历》的基础上继承和完善，被称作《颛顼历》。《国语•周语下》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帝喾继承《颛顼历》，发展农业生产，教化万民。学者许顺湛在其《五帝时代研究》中说：“帝喾能明黄帝之道，能遵颛顼之道，能节用修财，能治序之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因民。”都于亳，为商人的远祖。《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皇普谧《帝王世纪》说“帝俈（喾）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灵，自言其名曰岌。阿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又说：“帝喾时人与人之间相亲，饮食相与，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耕以自养，长幼有序，左宗右社，明鬼神而祭之。制礼作乐，政通人和，男有分，女有归，壮有用，老有终，四海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归往，人以乐生，都于亳殷。”帝喾事迹虽少，但他之所以能跻身五帝行列，还由于他后世显赫。据《史记》所载，帝喾有四个妃子，有八子一女，枝繁叶茂，正妃开周之祖先，次妃开商之祖先。
二、商汤“网开三面”：将仁爱之德惠及自然
孔子经常称道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他们作为所有君王的楷模和典范。《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问“知”（智），子曰“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作了进一步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对此仍不明白，问子夏，子夏告诉他：老师的话内涵太丰富了，“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仁”者“爱人”，言用心之善；“知”者“知人”，言用人之明。用人明，则能辨枉直；用心善，则能远“不仁”。商汤用伊尹，用心既善，用人又明，体现了“仁”与“知”的关系。
从《论语•尧曰》第一章记载的商汤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商汤是一个有仁爱之心、有作为、敢担当的开国之君：“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商汤又名履，他以“予小子”自称，用黑色牡牛作牺牲，明明白白地告于光明而伟大的天地：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去赦免他。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有罪，都归我一个人来承担。商汤仁民，用伊尹，有担当，有作为，是一个仁爱之君。
为了商人的温饱，商汤“桑林祈雨”，并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也证明了商汤的仁民思想和担当意识。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篇》记载商汤“网开三面”：“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从天堕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熟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这个记载也见于《史记•殷本纪》。它说明商汤布德施惠的政策赢得了诸侯的信任，不少国家都归附于他。
“汤之德及禽兽矣！”这句话，画龙点睛，说明商汤不仅对商人施以仁爱，而且将这种仁德惠及禽兽、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商汤的这个仁德思想，直接启发了孔子，孔子于是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以及“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的话语和行动，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商汤“网开三面”的做法，最直接的效果是“四十国归之”——有40多个部落纷纷加盟商部落，商部落迅速强大起来。于是商汤率领大军，先灭掉邻居葛伯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定都于亳。这个故事的辩证法在于：“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有的人张网四面未必能捕到鸟，商汤去掉了三面网，只放置一面，却网罗到了40多个部落的人心。
商汤是一个仁爱之君，他布德施惠，轻徭薄赋，深得民心。他的“网开三面”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微子：仁德文化的复杂化
微子是宋国的开国之君，是商丘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化名人，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之一。
商朝末年，商王帝辛实施暴政，微子与箕子、比干进谏，帝辛不听，杀比干，箕子装疯，被贬为奴，微子逃跑。
“殷之三仁”苦谏、死谏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阻止暴政，救民于水火，扶商朝大厦之将倾。微子多次亲谏商王，见“纣终不可谏”，便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于是去（离开）。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祭器造访武王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商王的情况。周武王很受感动，乃释其缚，“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
周朝建立之初，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的遗民。后武庚叛乱，被周公评定。于是封微子于商丘（宋伯之地），建立宋国，爵位公。“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论语》有《微子》篇，《微子》开头说：“殷朝有三位仁人。”所谓“仁人”或“仁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孔子所说的“殷之三仁”的事迹便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也对“殷之三仁”的事迹做了精辟的描述。
面对商王的暴虐，不知有多少人想用“仁”的精神来劝谏他、启发他、感化他，这其中的三个著名人物便是微子、箕子和比干，由于对商王“数谏，纣不听”，所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无疑，微子、箕子、比干的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殷之三仁”却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流芳的英雄豪杰，他们用自己的举动对这个“仁”字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微子是商辛的庶兄，与帝辛具有“手足之情”。他对于自己的这位暴君弟弟，没有同流合污，而是想用自己的“仁道”去改造帝辛的“恶道”。他反复劝谏，言辞恳切，苦口婆心。但是，帝辛对兄长的意见半句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淫乱于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微子痛苦至极。他打算一死了之，或者离开帝辛，自己陷于困难的抉择之中。微子说：“父子有骨肉，则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臣子屡次规劝，如果君主不听，那么，从义上讲，臣子只有远离君主了。于是，微子愤然离去，选择了远离暴君的规避性“仁道”。
“殷之三仁”的事迹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以他们与商王的关系，完全可以名利兼备，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们三人都是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一个“仁”字使他们走上了与邪恶抗争的艰危道路。他们虽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但殊途同归，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以“仁”的精神去拯救纣王他那罪恶凶残的灵魂，去拯救在暴君统治下水深火热的百姓，去拯救可能由此而倾倒颠覆的国家。
《论语•宪政》篇中，子路问怎样侍奉君主。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不要欺骗他，却可以冒犯他。这个“犯”，就是冒犯，就是犯颜直谏。有个词叫“欺君犯上”，翻阅历史，“欺君犯上”往往是专横跋扈之类的权臣和奸臣的共同特征，然而“欺君”与“犯上”是有区别的。“欺君”者心怀不轨，有所图谋，此种行为自古至今皆为一大罪状。“犯上”者主要有两类：一是掌握朝政大权的专横跋扈之类的权臣和奸臣，他们或拥兵自重，或权倾朝野，自以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甚至产生篡逆之心；二是关心国事，忠于君主之臣，他们对君主所犯的错误敢于犯颜直谏，这表面上也是在“犯上”，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此种行为从古至今皆为正直之人所称许。
微子启身为人臣，在国家危难之时，没有像太师、少师那样与殷国共存亡，也没有象箕子和比干那样因谏而死、而装疯，又在周武王伐商时投降，为什么还被孔子和后人称道呢？
还有，伯夷、叔齐也是殷臣，周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的做法为后人所称道。子在《论语》中多次赞颂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并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评价伯夷叔齐为“圣之清者”。管子说：“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韩非子说：“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马迁著《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
由此看来，“仁”在商末周初的政局中，出现了复杂和纠结，但由于纣王暴虐，而武王和文王都是仁义之师，所以，微子的降周也被称为仁者之举。
四、宋襄公：仁德文化坚守中的固执
宋国国君中，宋襄公是商丘仁德文化坚守的典范，但因其固执不能随不同情况而变化，又被人讥为愚蠢。宋襄公继承商朝的仁德传统，有多次仁义之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楚“泓之战”中的做法，他不顾不成列，不擒二毛等做法，使得宋军大败，而且他本人在此次战役中“伤股”，一年后因伤发而死去。
怎么看待宋襄公的仁德行为？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应该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站在宋国的角度看问题。宋是商后，商朝与夏朝相比，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朝代，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及其他商王，重祭祀，重仁德，因此，固守商朝的传统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及各地风俗时，曾感叹地说，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宋国的爵位很高，是“公”位，这是其他小国“候”“伯”“子”位者所不能企及的。宋国是商后，爵位高，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虽然不是大国，但必须有大国形象、大国气象。也正因此，才有诸侯国的多次会盟在宋国举行，而出色的外交家就有华元和向戌。
春秋时期的战争，“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表明双方战争的诚信。钱穆在总结春秋时期的文化状态时曾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即使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理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这就是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按照这种观点，宋襄公在战争中遵守规则理应当受到尊重。
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认为“襄公之时，修行仁义”，“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的评价应是我们认识宋襄公仁德思想的一把钥匙。
五、商丘仁德文化资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商丘仁德文化上起帝喾，中经商汤、微子、宋襄公，曲折发展，启发和影响了孔子和孟子等儒家学派。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继承之，发展为“仁政”。他们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地剥削，使老百姓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孔孟的“仁”和“仁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不少“清官”“良吏”在推行他们那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良政策时，所遵循的往往就是“仁政”的主张。孔孟提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成为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
【作者：李可亭 原载《商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