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正面临着国家沦丧、民族灭亡的危局。就在前方将士与日寇奋战之时，我们的史学家们同样也笔耕不辍。他们用自己的如椽之笔，战斗于另一个战场，那就是史学战场。
如果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中国研究得最透彻，日本说自己是第二，恐怕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就热衷于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对于我们的优点和弱点可谓是一清二楚，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是令人咋舌。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人可谓是大师中的大师，是“中国通”中的“中国通”。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逐步对中国展开了入侵和殖民。在此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了“文装的武备”战略。所谓“文装的武备”，就是殖民统治不应局限于经济，还应该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只有这样，日本的大陆政策才能贯彻到满洲民众的生活中；只有这样，才能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让他们自觉服从日寇的奴役。因此，日本的中国史专家们，纷纷成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的马前卒。并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群，炮制了不同的历史谬论。正所谓“欲先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日本史学家所杜撰的史学谬论，直到今天仍在毒害着我们的青年。现在便列出两大史学谬论，供大家评析。
第一大谬论：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国文明在日本
这个观点，首创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所谓崖山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人的最后一战，20万宋朝军民葬身大海。而这，也是非汉族政权第一次控制整个华夏。而这段历史，却被日本史学家所利用。在史学家内藤湖南看来，自崖山之战后，中国的道统就已经沦丧，不再是东亚文明争相效仿的榜样。反观日本，则以区区之小国，两次击败元朝的入侵。在保持日本独立的同时，还在完整保存唐宋文化的同时，融入进日本本土文化。因此，在内藤湖南看来，“东亚文明中心”已经转移了。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对此他曾对日本公众作出演讲：“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中国优秀的强国，中国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内藤湖南的思想，流毒极广，破坏力极大。在他看来，非汉族政权的元朝和清朝，已经直接开除出中国的国籍。既然如此，日本对于中国的征服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不过是先进民族统一了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即使日本不整体侵吞中国，也可以用这个理论为自己蚕食中国领土而辩护。既然宋朝之后不算中华，那么元朝、清朝所拓展的土地，也并不属于中国。日本侵占满蒙，可谓合情合理。
对此，内藤湖南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中国人：“常言道，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若此，以中国本体的财力来统治中国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中国有害无利的土地（满、蒙、藏）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然而现实真如内藤氏所说，是“崖山之后”无中华吗？这句话显然是错误的。否则致力于恢复唐宋文化的朱元璋又是什么呢？同时，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异族入主，但和日本人的侵略有显著区别。元朝和清朝统治者都在极力汉化，最终都变成了说汉语、写汉字、信仰中国价值观的中国人。
而日本呢？则想让中国人都变成日本人，让我们说日语，写日文，不拜祖先孔子，偏要拜天皇和天照大神。但如果让日本入主中原，恐怕我们现在都说日语，叫什么“山本”“松下”“佐佐木”了。因此，中国史学家对内藤湖南的谬论进行了多次批驳。但至今，仍有人将“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国文明在日本”挂在嘴边。只能说，这些人的书读少了，脑子太过简单了。
第二大谣言：满蒙非中国理论
日本放出最恶毒的谣言莫过于“满蒙非中国”。在著名的阴谋——《田中奏折》中曾这样说道：“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所谓满蒙，就是东北以及内蒙、外蒙地区。为了侵占满蒙地区，挑拨汉族与满族、蒙古族的矛盾，日本军阀和学者做足了舆论。首先，日本军阀开始炒作“中国本部”的概念，即中国领土只包括汉地十八省，而其他区域都不是中国，而是满清带来的殖民地。为了分离满蒙，日本人炮制了无数篇论文和书籍，如《协和运动》、《建国教育》、《满蒙评论》、《中国民报》、《新民运动》、《石原莞尔选集》，还有外务省主编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等等，其核心就是主张“满蒙非中国论”，认为中国东北、蒙古地区自古非中国领土，只有汉族人的地区才是中国的。
而在这方面，日本“蒙古史”泰斗白鸟库吉便是“满蒙非中国”理论最大的鼓吹者和创造者。在白鸟库吉看来，中国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二国，农耕的南国和游牧的北国，而南北之间的对抗、战争与纷争是不可避免的，乃是“历史的生命”。因此在白鸟库吉看来，在长城以北的蒙古和满洲，理应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分离的满蒙应该为谁所有呢？自然是日本军国主义。
为了证明满蒙自古属于日本，日本史学家还炮制了“渤海国为日本属国论”。渤海国是唐朝时，位于东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因为渤海国与日本同时与新罗为敌，因此两国互相遣使不断。而这种平等的交往，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是东北从属于日本的历史铁证。为此在1908年10月，内藤湖南还带领考古队，专门从旅顺盗走象征着唐朝对渤海国羁縻统治的“鸿胪井石刻”，直到今天仍未归还。
对于满蒙非中国论，中国史学家曾做出了多次批驳。他们指出，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并非只有战争，还有融合。为此，我国于1939年还进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陵迁葬活动。在抗战时，蒙古的成吉思汗还成为中华民族一致抵抗外敌的旗帜。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朱德强调“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他打退了强邻的进攻。”而乌兰夫也认为：“那种反抗侵略，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实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变而为威震寰宇的强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继续这种光辉的传统，是我们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今天对日抗战中应有的精神。”
三、中国史学家的抗战
抗战期间，中国史学家们并没有闲着。借助史学家们的如椽之笔和秉笔直书，将中国抵抗外侮、内斥奸邪的优良传统不断阐发。历代节烈之士事迹广为传播。张骞、班超、苏武、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成吉思汗等民族英雄被热情讴歌，而张邦昌、刘豫、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范文程等在历史上主张妥协投降的历史人物则遭到无情鞭笞。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史学家们纷纷投身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出现了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一大批通史著作。这些伟大史学家之所以会撰写通史，就是为了救亡图存，唤起中国人民对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热爱。比如钱穆，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中国通史名著《国史大纲》，就被他的学生余英时誉为“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大著作。在钱穆看来，只要《中国史纲》仍存在，中国人就不会忘记自己是谁。只有记住自己是谁，中国就不会亡。在该书重庆“国难版”的扉页上就印有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的题辞，这即是说他是把《国史大纲》当作抗战救国的教科书来撰写的，所以书中的民族意识显得特别突出而又强烈。
除了编纂通史以外，一批忧国忧民的史学家也在开始关注边疆史，专门和那些致力于宣扬“满蒙非中国”的军国主义学者搏斗。除了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还有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等及其主办的《中国边疆》《边政公论》《新亚细亚》等刊物。这些学会及其刊物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此，史学家们虽然没有上战场，却在精神层面为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挫败了敌人的精神侵略，它唤醒了国民的民族精神、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让人民了解到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反抗异族侵略的不屈意志。也让中国人明瞭积贫积弱、固步自封，便一定会导致外敌入侵，民族沦亡。而在民族危亡期间，我们要团结起来，不仅要抵抗外敌，还要和内部的投降派、妥协派做斗争。
【转自《掌上历史》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