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几千年来，人名从产生到发展，基本格局大体不变。具体到每个朝代，名字则表现得有所不同，起名特点并非完全一样。古人的名字较为复杂，不仅有像今天一样的幼名、学名，而且还有已经被淘汰的字、号等，字是古时人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名同样重要。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朝和殷朝，当时人崇拜太阳，通行的历法是干支纪年，因此两朝的君主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起名。周代起名原则被称为“五则六避”：“有信（特征）、有义（天赋）、有相（相貌）、有假（假借）、有类（相似）”，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相，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六避”意为起名时便要考虑六个因素，避免用国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名、祭器名。在当时讲究宗法和礼治的社会背景下，用以指导或规范起名的确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在上述原则约束下所起的名字各具特色，或优美动听，比夏殷时期单调的名字相比前进了一大步。
周代的起名特点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和秦朝，到了汉代才有所改变。汉代人起名除袭用旧法外，又增加了一些诸如尊老、排行、美艳等方法，一些较有影响的人在使用名的同时又有了字。另外，由于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分裂以后的国力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名字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汉代人的文学意识逐渐觉醒，摆脱先秦时代的质朴、粗野之气，开始讲究字眼、追求寓意，借名字寄托自已人生理想和抱负。两汉之际的新朝，当政的王莽以“秦以前复名盖寡”，推行单名，禁止使用双名，把单字以上的名字通通视为“恶名”。像这样对起名用字的一减一增，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意向，人们从此有了“起双名是低贱的”这一观念，很少再有人起双名。此风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到南北朝时期才略有改观，隋唐五代进一步改变，从宋代开始才有更多的人使用双名。
魏晋南北朝，宗教盛行，儒家经学衰微，主张“个性解放”，人们喜欢在名字中加“之、道、玄、灵、冲”等能体现老庄哲学的字，如王羲之、萧道成、谢灵运、祖冲之、郦道元、陶渊明等等。
到了唐代，社会开放，文化达到空前绝后，儒、释、道三教兼存共荣，人们取名字的时候不拘一格，强调立意，以名寓志，藉名表德，致使名字多元化，如武士彟、元稹、温庭筠等等；也有的人喜欢标上排行，如诗人李商隐称十六，刘锡禹称刘十九等等。
再到宋朝，国策的偏向，重文德轻武功，崇尚文治，于重视修身的理学都决定了宋人不再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从而只能致力于自身人格的陶冶和修养。这一时代精神反映在宋人的名字中，取名偏爱“美德善行”的字眼，文化人取名越来越喜欢引经据典，如词人周邦彦，就取《诗经》“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为名等等。
元代是北方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把不同民族的人分成等级：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西亚一带，含金、辽、夏等）是二等人、汉人（北方）为三等人、南人（南宋）为四等人。蒙古贵族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古、色目人进身为官途径很多，科举取士并没有占到重要地位，实行科举的时间较迟，并规定（《元史・选举志》）：“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受其政治歧视影响，在汉族国人的名字中不乏出现一些有趣的数字名字，为中国姓氏史涂上了一抹奇光异彩。在所有家谱中，宋末到明初这段时期的老祖宗的名字几乎都是一律式的数字名字。如云阳（丹阳旧称）怀德堂《殷氏宗谱》中先祖名讳“千一、千二、千三等，万一、万二、万三等，和一、和二、和三等，东一、东二、东三等，海五、海六、海八等……。”
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 泰兴周桥《殷氏族谱》
如泰兴周桥尚质堂《殷氏族谱》中先祖名讳“盛一、盛二等，良一、良二等，仁一、仁二等，义一、义二等，文一、文二等，宁一、宁二等，贤一、贤二等……。”
如润东当江沙《殷氏家乘》中先祖名讳“四六、五六等，七一、五七、七七等，九一、九二、九三等，太一、太二、太三等，伯一、伯二、伯三等，小八、小九等，细一、细二、细三等……。”
如云阳三鹤堂《蒋氏宗谱》中先祖名讳“贤一、贤二、贤三等，良一、良二、良三等，林一、林二、林三等，信一、信二、信三等，保一、保二、保三等，观一、观二、观三等，善一、善二、善三等，美一、美二、美三等，宝一、宝二、宝三等……。”
如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朱元璋这个名字是投附郭子兴后改取，寓意是诛灭元朝；父亲叫朱五四，后来改名朱世珍；祖父叫朱初一；曾祖父叫朱四九；高祖父叫朱百六；天祖叫朱仲八。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
要说数字名字，古今都有人喜欢采用。殷朝时喜用天干，如太甲、太乙、外丙、武丁、盘庚、帝辛等；自周开始，“伯仲叔季”就用来表示家里兄弟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如伯夷、叔齐、管仲、季权等。而纯以数字为名春秋时就有先例，如吴王给女儿取名为“二十”。吴国人为了避讳，就把二十改读为“廿nian念”。唐宋时流行行第称呼，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依年龄各自排行。如秦七秦少游、柳八柳宗元、元九元稹、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后渐成社会风俗，流风所及，一部份人就以排行入名。
数字名字最盛行的还是集中在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元朝统治者排斥汉文化，“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清俞椒春《春在堂全书》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也就是说，元朝规定普通无职权的老百姓只能用排行和父母年龄相加来取名。“排行”，意为兄弟（包含堂兄弟）出生有先有后，同辈最大的排为一，老二排为二，老三排为三，依次类推排列。所谓“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但当官的读书人可有官名和学名。这个律制在元朝史料中并无记载。而纵观家谱，虽然各朝各代都有用行第相互称呼，但行第只是代称而已，把行第作为自己名字却很少看到，而在元代以纯数字为名的现象却很普遍，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 润东当江沙《殷氏族谱》 丹阳开发区麒麟《殷氏家乘》
近几年来，笔者在拜读不同的家谱时，又发现更有趣的奇特取名现象：生于南宋（1127—1279）的人就已使用数字名字，如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载：“殷千一，号近山，生于南宋理宗淳佑十六年丙辰（1256）三月二十日”；生于元朝（1271—1368）的人而不使用数字名字，如丹阳麒麟《殷氏家乘》载：“殷理，字崇义，行学六，生延祐甲寅（1314）七月初一”；生于明朝（1368—1644）的人还使用数字名字，如润东（镇江）当江沙《殷氏族谱》载：“殷万一，讳益求，字公锡，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三月十九日”。
从《元史》等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元代非常多的不是数字的名字，如元朝初期著名的农民齐军领袖陈调研，福建建宁头陀军领袖黄华等等。《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收录有大量元代合同，合同里的交易双方大都为平民，很少用数字做名字，如祁门县李文贵、徽州谢智甫、休宁县吴友兰、晋江县蒲阿友等等，这帮人是商人，或农民，用的都是正式名字，如果元朝政府确实严禁百姓使用正式名字，那么这帮人最多只能私下里以名字相称，而签合同时恐怕不敢不用数字名字签约。《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是南宋时几位著名官员的判词汇编，其中有好多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名字，如有一份判词提到一位复姓闾丘的人，此人娶妻姓张，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叫闾丘四二和闾丘四四，儿子叫闾丘继祖。后来这位复姓闾丘的人死了，妻张改嫁给一个姓胡的人，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分别叫胡四十和胡五十。再后来，闾丘继祖长大后娶妻姓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闾丘九十。这个家族除闾丘继祖有正式名字外，其他人名都是数字名字。纵观以上家谱和书籍资料证明，数字名字归咎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难圆其说，与史实不符。
查遍元朝时期的《元史》《元典章》《大元通志条格》等正史典籍，却都没有强迫普通百姓用数字作名字的记载。只有《春在堂全书》这本书中提到过数字名字是“元制”。而这本书是清代人俞樾的著作，与元朝相差400多年，几百年间没有其他史料可资佐证，所谓“元制”仅是清代人依据朱元璋家族史料脑补而已，并无考证，“好事者”从野史杜撰收集，然而猜测，认为普通老百姓以数字为名字的“酷政”是元朝政府用制度强迫规定的，越传越广，清朝尤其盛行。而《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的作者观点也是拾人牙慧，不足为证。如数字名字属实是“元制”，无其他官方记载，这与清朝修史有关。乾隆皇帝以保护古籍为由，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十五万多部修撰《四库全书》，修完后禁毁原始文献三千多种，这有可能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清朝统治者有无篡改历史的记载，无人得知。
笔者认为，用数字取名其实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元人以数字取名，只不过延续了自唐宋以来民间附庸风雅的趋势而已，是一种风俗，是元代取名的时代特征，和蒙古人故意打压汉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再说普通老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古代使用的是繁体字，用繁琐的汉字名字登记、书写等都不方便，数字名字简单好写，就如当今没有文化的人把自已的萧姓简写成“肖”、詹姓简写成“占”、傅姓简写成“付”、阎姓简写成“闫”等是一个道理。
另外，数字取名与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她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源流和迁徙轨迹，还包括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法等很多历史文化内容。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并是官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延之。经过五代十国战乱后的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被打破，民间修谱才开始兴起，但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大多流于口传形式，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可是，宋末至明初这段时间的族谱并没有撰修，那些靠口传遗留下来的资料自然有限，很多祖先名字就记不清了，唯一只能记住祖先的排行。这就导致在明朝修谱时用排行数字记载先祖的名讳，形成了宋末至明初的祖宗名讳都是数字名字。在这一百多年间，好多家谱里的先祖都没有生卒年月等详细信息记载，这也可佐证数字名字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如泰兴周桥《殷氏族谱》、云阳三鹤堂《蒋氏宗谱》等等。
元代的数字名字，犹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取“红卫”“文革”“防修”“建国”“国庆”等名字一样，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姓名只是我们的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记号而已，从古到今，它受朝代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为的是优美典雅和富有内涵，起名字也成了一种文化需要和文学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