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氏家族历史悠久，自始迁祖汉北地太守殷续定居长平（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北），殷氏家族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在中古历史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流士族。长平殷氏从三国魏章武太守殷褒起，至陈尚书金部郎殷梵童，共历11世，300余年，在此期间殷氏家族几经变迁。能影响百余年的殷氏家族是如何发迹的呢？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将魏晋士族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他们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另一类是所谓的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按照这一分类标准衡量，殷氏家族并非东汉世家大族，只是在两晋之交乘时而起。由此可判断，长平殷氏属于新出门户之列。
曹魏时期，殷氏家族奠定发展基础，家族影响力尚弱，以至于在正史中找不到任何殷氏成员的相关记载，但正是这一时期的积淀，为殷氏家族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汪藻《世说叙录》考证，最早开启殷氏家族门户兴旺之端的是殷褒。其实不然，从殷褒之父就已经在为家族的发展积蓄力量。《太平御览》中《殷氏世传》载：“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汉朝及魏晋太守可自行征辟僚属如公府，因此尊称太守为府君。囿于史料所限，殷褒之父的名字已不可确考，但他却是有史料记载的开启殷氏门户兴旺之端的第一人。有了父亲的铺垫，殷褒在仕途上取得了更显著的成绩。
《艺文类聚》卷十九引《殷氏世传》曰：“殷褒为荥阳令。广筑学馆，会集朋徒，民知礼让。”百姓感念其德，作《荥阳令歌》以颂之，“荥阳令，有异政。修立学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讼争。”后殷褒因政绩卓越升迁至章武太守，太守作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管一郡事务，地位显赫，俸禄优厚。曹魏时期，殷褒父子虽只是在地方任职，并未进入权力中心，但太守一职所附带的显赫政治地位、优厚薪资俸禄不仅为殷氏家族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还为家族跻身士族阶层提供了政治权力上的保障。
唐长孺曾指出，魏晋时期，只有在这时期获得一定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对此，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认识：“如果要成为贵族，还需要被赋予某种高贵性的东西。”在唐长孺和川胜义雄看来，六朝时期的家族要想跻身上层贵族阶层，仅仅依靠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是不够的，家族成员还必须经由有官位加持，这样才能获得跻身士族阶层的政治保证。殷氏家族作为一个新出门户，在曹魏时期虽然并不显赫，但殷褒父子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使得殷氏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一定的积淀，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积累，为日后殷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西晋时期殷氏家族崭露头角。西晋代魏，世家大族的发展面临着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司马氏手握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我者非之。对于支持者，司马氏则予以高官厚禄，其家族在仕途上可瞬间平步青云，如平阳贾氏；而对于反对者，司马氏则予以残酷镇压和打击，其家族可能瞬间遭受灭顶之灾，如谯国龙亢桓氏。世家大族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关系到家族的前途和命运，那么殷氏家族对司马氏抱以何种态度？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因为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史料来预估当时的情况。继殷褒之后是殷昱、殷跻兄弟。唐林宝《元和姓纂》载：“魏有褒，生昱。昱生敞，过江。”但在正史中并未找到殷昱、殷敞的相关记载。西晋时期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殷氏成员是殷跻，宋代汪藻《世说叙录》所列《殷氏谱》载：“昱，褒子；跻，褒子。”明人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卷二十载：“殷跻，字届青，上党太守。”西晋时期，太守一职在品阶、俸禄、职责等方面与曹魏时期无大的出入。
由此可知，殷氏家族在西晋初期并没有受到司马氏的镇压和打击，其家族地位与曹魏时期相差无几。从这一点可以推测，殷氏家族对待司马氏的态度，虽不能说是完全支持，但至少持中庸的立场。这虽是一种推论，但绝非天马行空的胡乱猜测，而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殷跻之父殷褒在曹魏时期只是在地方任职，大致不会参与到政治权利中心的争夺。其次司马氏篡夺曹氏江山后，除了曹氏宗亲外，其他大多数家族都逐渐转换了门庭。在大的时代环境中，殷氏家族为了自身的发展，选择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司马氏合作，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最后六朝时期的士族，就其本质而言是重家族而轻社稷的，在当时的士族代表人物看来，宗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取向的变化无不受此根本观念的支配。综上所析，殷氏家族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主动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选择与司马氏合作，为家族的发展赢得了转机，因此才有了家族在西晋时期的崭露头角及渡江之后的崛起。
继殷跻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是殷跻之子殷识，《晋书》中记载了他的相关事迹。公元306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而告终。光熙元年（306），司马越发兵把晋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亡，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操控在司马越手中。
然而就在不久前，北方的匈奴族刘渊和巴氐族李雄于公元304年分别称尊建号，开启五胡乱华之先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镇东将军周馥打算迎接怀帝迁都寿春，其中殷识参与了这项迁都计划。永嘉四年（310），周馥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识共同上书，请求迁都。“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北方少数民族窥伺中原，京畿洛阳危在旦夕。周馥、殷识、吴思等早已预料灾祸将至，因此早做未雨绸缪之计，建议把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在上疏中，他们详细地分析迁都寿春的优势所在，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北有涂山阻隔，南有灵岳为屏，有多重险要可作为坚固要塞。此外，寿春水路运输四通八达，无需担心财物匮乏。定都于此，一则可以避难，再则可借此“以恢王略”，达到振兴皇室的目的。文书铺列事实，言辞恳切，为保晋室江山，三人可谓肝胆以照，表现出臣子应有的忠贞赤诚品质。迁都计划虽然在东海王司马越的阻挠下失败了，但殷识作为周馥的属臣，能够联名上书，支持迁都计划，这表明他在西晋末的政局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时局的发展正如周馥、殷识所预料的那样，不久刘渊、石勒挥师中原，洛阳沦陷。司马越、王衍仓惶东行，司马越道中病死，王衍扶司马越灵柩以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队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时在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去世后，司马睿作为其阵营的嫡系得以继承大权，因此很多名士纷纷投其门下。
迁都计划失败，周馥忧愤而死，而关于殷识的去向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华谭一样投向司马睿阵营，原因有二。第一，司马睿虽取代司马越，但其根基未牢，急需拉拢士人帮助其巩固统治；第二，殷识二子殷羡和殷融均得以顺利过江，并且在东晋政权在担任高官，这很可能就是殷识投向司马睿阵营的结果。在西晋末期，殷氏家族成员殷融、殷羡、殷浩等皆已颇有名望。
综上所述，殷氏家族作为一个新出门户，在曹魏、西晋时期就已崭露头角。殷褒父子在曹魏时期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西晋代魏后，殷氏家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选择与司马氏合作，家族成员不断靠近权力中心。西晋末，殷识投向司马睿阵营，为殷氏家族在东晋的发展迈出关键一步。曹魏、西晋可看作殷氏家族发展的奠基期，和其他旧出门户相比，虽然此时家族影响力尚小，但经过前几代殷氏成员的共同努力，为殷氏家族在东晋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原创：汗青史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