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朝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自公元前1600年成汤灭夏后建立，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殷为止，存世约600年，共经历了17代31王。殷朝与夏朝一样，也有频繁迁都的经历。史书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殷朝建立之前迁都八次，建立之后迁都五次，其中最后一次迁都是盘庚迁殷。
商代都城示意图
一、商。殷商朝王族的祖先名字叫契，他是帝喾的儿子，是尧同父异母的弟弟，契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尧分封在商地，商地就是今河南省商丘市，准确地说商丘这个名字来自于契，因为契被封在商地，契的官职是火正，负责祭祀火神和管理火种，契去世后，被安葬在商地的火神台，也叫阏伯台。现在河南商丘仍然存有阏伯台的遗址，据说是东周时期的古物，用夯土筑成，高35米，周长270米，既像土台一样，又像山丘一样，所以把契安葬的地方称为商丘，久而久之，成为当地的名字。
商丘是商族最早的祖居地与封地，商人就在这里生存繁衍，契生存的时代还是五帝时期，因为其被封在商地，所以作为诸侯存在下来，夏朝时期，商就是夏的方国，契之后经过了十四代人之后，契的后人同时也是商族首领的商汤灭亡了夏朝。从契到汤中间有14代人，根据史书的记载，这14代人中有过8次迁都，但由于年代久远，很难考证这些地方是今天的哪里，那时的都城只能算方国的都城，直到成汤灭夏建立殷商王朝时才有了真正的国都。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申桥乡李庄村发现了一处龙山时期的遗址，被命名为“李庄遗址”，也叫“山台寺遗址”，经过考古研究，距离为4200—4500年之间，李庄遗址占地3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在李庄遗址其中的一个祭祀坑中出土了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这与先商的祭祀文化吻合，如此规模的祭祀说明此处的重要性，很可能是商王级别的，而且李庄遗址的时间正好是商契所生存的时期，李庄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契的都城。
二、亳。《史记·殷本纪》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这话的意思是：成汤，从契到成汤，曾经有过八次迁都。到成汤时才定居于亳，这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
成汤的都城在亳，这个“亳”其实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多个地方，成汤时期把政治中心都叫亳，成汤还没有灭夏的时候，也是居住在商地的，也就是河南商丘，为了灭夏，成汤把都城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迁至亳（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成汤灭亡夏朝后，把都城迁到了今洛阳市偃师区，仍然把这里叫“亳”，而洛阳市偃师区还是夏朝的末代都城，当时夏人称为斟鄩。
1983年在河南偃师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偃师商城遗址，占地约2平方公里，偃师商城具备了现代意义上都城的规模，有完整的宫殿区、城墙、护城壕、排水设施、兵营、府库、城门、内城与外城，分工明确，功能完备，偃师商城遗址也被考古界认定为成汤灭夏桀之后的都城。亳作为殷商朝初期的都城，大概存在一百多年，历经了9位君主，直到商王仲丁把都城迁到隞，至第18位君主盘庚时期，曾经短暂把都城迁回到了亳，没多久就迁到了殷。
三、隞。仲丁是殷商朝自成汤之后的第9位君主，他把都城从亳迁到隞，隞也称为嚣。1950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殷代遗址，占地面积达到306万平方米，此处遗址经考古发掘被认定为殷朝遗址，其中的城墙周长近7000米，城墙下宽上窄，底部宽20—30米，顶部宽5米，城墙高约10米。遗址发现了宫殿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祭祀遗址区，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文物，具备都城的规模，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很有可能就是仲丁迁都的都城。
四、相。仅仅过了两世君主，殷商朝又迁都了，河亶甲是第11位君主，在位期间把都城迁到了相，但是对相的具体地址还有些争议，有说河南汤阴，有说河南濮阳北、内黄南，还有说河南安阳附近。
五、耿（今山西河津）、邢（今河南温县）、庇（今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河亶甲在位仅9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祖乙继承王位，祖乙是第13任君主，在位19年，先后有过三次迁都，河亶甲把相作为都城没几年，祖乙就开始迁都，他先是把都城从相迁到耿（今山西河津），然后又迁到邢（今河南温县），也有人认为邢在今河北邢台，最后又迁到了庇（今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也有人认为庇在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一个都城迁了三个省，不过都是黄河岸边。
六、奄。殷商朝的第16任君主南庚在位期间，将都城从庇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南庚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不久，殷商朝又迁都了。
七、殷。殷商朝第18位君主盘庚在位期间，先是将都城从奄迁到亳（今洛阳偃师），但是没过多久，又将都城从亳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盘庚是殷商朝的一位中兴之君，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迁都于殷（古代有人认为，殷不仅仅是个地方，更是代替了商朝的国号，所以把商朝称为殷朝。此观点有待考古考证）。
20世纪初，殷墟渐渐开始被发现，从1928年到1986年，殷墟进行了上百次的发掘，终于发掘出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同时认为殷墟是殷朝的都城，是考古与史书记载双重论证之下的都城。殷墟占地面积36平方公里，是标准的都城的配置，由数个分工明细的遗址组成，其中有宫殿区、宗庙区、王陵区、城墙区等等，出土了相当多的文物，最为著名的就是甲骨文，这是殷朝的成熟的文字，强有力地证明了殷朝的存在及文明程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要知道在殷墟没有被发现前，连殷商朝的历史也是被一部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怀疑的。
很明显，自从盘庚迁都到殷后，殷商朝的都城开始稳定下来，并形成了都城的规模，盘庚之后的殷商朝不再迁都，而是一直以殷为都城，直至殷商朝灭亡。从这些记载来看，殷商朝先后迁都有9次，这只是有记载的，实际上迁都的次数可能更多。那么问题来了，商朝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迁都呢？其中有什么不得不迁的理由呢？
1、洪水威胁。《孟子·滕文公》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史前大洪水在世界各国的古籍中都有记载，在中国的古籍中记载更多，大约是在尧舜禹时期，华夏发生了大洪水，大禹治水的故事人尽皆知，而且在出土青铜器文物“遂公盨”的铭文上清楚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话：“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浚川”就是疏导河流的意思，意指大禹治水，而商人的祖先契就是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之一，大禹治水的水一般被认为是黄河，几千年来黄河时不时就会发生水灾，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虽然史书记载大禹治好了水，但实际上后期黄河仍然会经常泛滥。夏商时期，华夏人主要生活在黄河两岸，黄河水泛滥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如殷商王祖乙在位期间三次迁都都是因为洪水，祖乙即位时期的都城在今河南濮阳北、内黄南一带，内黄以黄河而得名，黄河多次改道，其中就有经过内黄县的改道。
1986年在内黄县发现三杨庄遗址，这是因为黄河水泛滥淹没了汉代的村庄，在一百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西汉末期的村落成建制地被洪水淹没，洪水既然能淹没西汉时期的村落，在更为远古的殷商朝当然也有可能淹没，所以殷商王祖乙三次迁都，都是因为洪水。即使是迁都，同样是迁到黄河不远的地方，如祖乙从河南内黄迁到河南温县，温县仍然是黄河岸边的城镇，再从河南温县迁到山东郓城、范县一带，这里仍然是黄河沿岸，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不仅仅是饮用，而且农业灌溉也离不开水，尽管黄河经常泛滥，重要城池仍然在黄河沿岸。
2、战争原因。《竹书纪年》载：“商王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殷商王仲丁时期，殷商朝东南方向的蓝夷强大起来，与殷商朝发生了战争，蓝夷起源于山东半岛，到了殷商朝初期，蓝夷已经向西迁到了山西屯留县的蓝水，蓝夷的势力范围其实与殷商朝的势力范围开始了接触，于是就发生了战争。殷商王仲丁与河亶甲均与蓝夷发生过战争，仲丁将都城从亳迁到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开战争，洛阳偃师离山西屯留更近，河亶甲把都城从隞迁到了相，这里就离山西更远了。殷商朝初期的都城在河南商丘，这里已经和山东交界了，蓝夷在西迁的过程中，势必经过殷商朝的势力范围，双方发生战争是肯定的，正因如此，迁都就为了保证都城的安全，方便与外敌进行战争。
3、内部斗争。商朝的衰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政治斗争。一是争夺商王之位的斗争。商朝的王位继承有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甚至连堂兄弟、叔侄辈也来争夺王位，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斗争与战争。比如仲丁之后的九世之乱，仲丁在世时因为与蓝夷的战争，消耗了实力，仲丁去世后，他的弟弟们开始争夺王位，外壬凭借势力强大成为商王，外壬去世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承王位，并将都城从隞迁到了相。河亶甲去世后，他的儿子祖乙继位，曾三次因为洪水而迁都，同时又不断与外部方国发生战争，祖乙去世后，他的儿子祖辛继位，之后是祖辛的弟弟沃甲继位，沃甲去世后，他的侄子祖丁继位，祖丁之后，他的堂弟南庚即位，南庚之后，他的堂侄阳甲即位，阳甲去世后，他的弟弟盘庚继位，迁都到殷，政治才稍微稳定下来。在殷商王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殷商朝内部王室成员为了争夺王位，经常自相残杀，这也是殷商朝衰弱的原因之一，而迁都就是为了远离政治斗争，殷商朝的王位从最初的兄终弟及转到后来的父死子继，就是因为经历了一系列的动乱，到了殷商王朝晚期，继承制度才转为嫡长子继承制，这也为后世朝代所继承。
二是诸侯的叛乱。殷商朝时期经常有诸侯发动叛乱，如殷商王外壬在位期间，姺国与邳国发动了反对殷商朝的叛乱，姺国是有莘氏的后裔，曾与商族是联姻部落，伊尹就是有莘氏的人，但是姺国仍然发动了叛乱。邳国是夏朝车正奚仲的后裔，邳国的祖先也曾帮助成汤灭夏，但在此时都起兵反叛殷商朝，邳国在江苏一带，姺国在山东一带，而殷商朝初期的都城在河南商丘，正好与山东及江苏三省交界地带，而到了中后期，三方反目，不断发生战争，殷商朝当然要把都城从河南最东边往中西部迁移了，这既是为了都城的安全，也是殷商朝不断迁都的原因之一。
4、干旱气候。频繁迁都劳民伤财，那么殷朝为何还频繁迁都？除以上原因，现代考古殷朝“水井”发现，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可能极为简单。在殷商朝中前期，考古发现诸多水井，深度超出想象：洛阳偃师商城（距今3600年—3400年），至少发现五口深井，普遍深度为5-6米，最深的超过6米；郑州二里岗遗址，始于距今3620年时，其中发现众多水井，普遍超过6米，如今探索过的水井，最深的一个超过7.8米；郑州商城遗址，最新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水井更多，深度普遍超过6米。
在殷商朝前期的遗址中，为何出现众多深井？原因很简单，必然是天气炎热、干旱少雨，不得不掘井取水。根据史书记载，成汤时大旱七年，所以“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这些殷商朝早期遗址中的水井大规模出现，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史书的可信度。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气候学家研究发现，夏殷气温普遍偏高，即可能经常发生干旱。1972年时，竺可桢研究指出：“在距今5000年—3000年时，大部分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如今高2°左右。”代表河南简称的“豫”，反映出当时河南还有成群的大象，无疑说明温度偏高，可以佐证竺可桢的结论。通过殷墟考古与甲骨文可知，殷商代主粮是五谷，典型的农业社会，不是游牧经济。因此，气温偏高导致的干旱，必然影响殷人农业生产，由此也就会逼得殷人不得不迁都。或许，这就是殷人从亳迁到嚣的原因所在，但从郑州商城水井深度来看，殷人可能是从旱情更重的“亳”迁到较轻的“嚣”。
殷商朝中期，殷人迁都最为频繁，在郑州商城被废弃的公元前1465年到盘庚迁殷后，165年间殷人一共迁都五次。至于迁都的原因，极有可能还是与气候有关，只是这一次逆变成了水灾。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40里，处于索须河南岸的台地上，面积高达144万平方米，时间上比郑州商城晚、比安阳殷墟早，因此是典型的殷商朝中期遗址。考古发现该地区出现亚热带常见的分子枫香，说明当时郑州一带具有亚热带气候性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处于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二层之间，即前期晚段到后期前段。该遗址发现两口水井，殷商代中期的水井深度为3.7米，相当于殷墟二期时的水井深度为6.02米。殷墟早期遗址中的15次大规模挖掘时，出土了29种动物骨骼，其中最多的是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三种动物骨骼，这三种动物都喜欢湿热环境，反映出当时多雨湿热的气候特征。武丁时，这种气候还在延续，甲骨文中多次记载武丁猎取了犀牛。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不难看到，殷代中期气候逆变，从之前的干旱炎热变为多雨湿热，连豫北冀南都出现喜水喜湿热的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等动物，无疑说明安阳南部的水患更为严重，逼得殷人不得不频繁迁都。由此来看，《尚书·盘庚》记载“先王适于山”，原因应该在于水患特别严重，不得不迁都到交通不便、生活生产不便，却地势较高的山上；盘庚迁殷时说“殷降大虐”，应该是降水过多，导致奄地遭遇水患，乃至安阳以南广大区域都遭遇水患，于是不得不长途跋涉，向雨水相对较少、地势较高的北方殷地安阳迁都。因此，殷人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天气，夹杂一些其他因素。毕竟，殷朝是农耕文明，随意迁都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武丁之后，殷朝气候又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湿热多雨变成了冷干少雨的气候，所以甲骨文中出现几百条“求雨”的卜辞。上述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殷墟二期的水井深度，就比殷代中期的深了2.3米左右，且殷墟大部分水井深度都在10米以上，部分达到16—17米，无疑说明殷朝后期少雨，只是习惯稳定生活的殷人此后再也没有迁都。或许，这就是殷朝逐渐衰落的关键原因，殷人不再迁都寻找沃土之后，干旱导致殷地农业生产不畅，由此削弱了殷商王朝的国力，最后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邑商”被“小邦周”轻松灭掉。
通过殷朝迁都与气候的分析可见，气候对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乃至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因此古人将王朝兴亡变化归于“天命”，有时候未尝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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