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门”，汉语词汇。释义为旧谓尚义的门族；旧时为表彰尚义之家而建立的牌坊。所谓“义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类家族大多出于民间，累世同堂，以“义”为名。他们并非名门显宦或商界翘楚的后裔。他们始于庶族百姓，因礼义为先、治家有方、堪称表率，屡蒙皇帝旌表而垂范后世，故可言之：淳风厚俗，仁德范世。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一部家族史。或是由于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依赖，或是深受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集权政治影响，或是崇尚“天人合一”的儒家伦理熏陶，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家训文化、家族规范来明确等级、规范行为、培育子孙等。家族成员在高度认可的规训中和谐相处，从而使得家族繁荣发展。随其影响力的扩张，也受到朝廷及皇帝的认可，从而被赐予“义门”之名。义门之“义”，即“孝义，情义，信义，善，美”，“门”乃“门户”，即指家族，故而“义门”即是指以孝义、信义等治家的累世同居之家，且门风纯正，堪为天下典范的家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家族有“聚族义门陈氏”、“孝友义门裴氏”、“百忍义门张氏”、“慈善义门范氏”等等。
被史学家称为“世界奇观”的“天下第一家”——江州“义门陈”，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德安县。公元731年，义门先祖定居庐山之麓，公元832年，始祖陈旺（字天相，南朝陈岳阳王陈叔慎五世孙，寿81岁。宋仁宗于天圣四年敕封晋国公）因官置产到德安，开启了家族兴旺的大幕。从731年起，“江州义门陈”这个家庭创造了15代、3900余口、历时332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饮、击鼓传餐、百犬同槽、孝义传世、耕读传家、家无私财、族产共有、人无贵贱、共同劳作、平均分配、和谐相处的人间奇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和谐团结最紧密的大家庭。唐僖宗感其义聚一堂，御笔亲赠“义门陈氏”匾额，此后“义门陈”多次受到皇族表彰，闻名遐迩。“义门陈”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演绎出一个真实的桃花源仙境，实践了孔圣儒家思想精华的大同世界、构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古代和谐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典范。宋太宗赵光义敕题“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宋嘉佑七年（1062），出于抑制义门陈氏“朝野太盛”危及朝廷，把“义门陈”作为封建家庭的忠义样板分迁各地，教化天下，宋仁宗下诏，对“义门陈”实施大分析，将其分迁全国72个州郡，144个县，分成大小291庄，散向全国各地，就这样结束了“义门陈”的繁华与昌盛。江州“义门陈”终于被历史的尘烟所淹没，遗留下了“天下陈姓出义门”的千古传说。“义门陈”现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唐书·孝友传》：“曾祖子通，隋开皇中太中大夫。母终，庐於墓侧，哭泣无节，目遂丧明。俄有白鸟巢於坟树。子通兄弟八人，复以友悌著名，诏旌表其门。世谓义门裴氏。”裴敬彝，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曾祖名叫裴子通，隋朝开皇年间以大中大夫的身份为母亲守丧，哭瞎了眼睛，有白鸟在墓旁树上筑巢。兄弟八人都是有名的孝子，诏令在他家门外建阙旌表，世人称作义门裴氏。裴敬彝七岁就能写文章，性格谨慎聪敏，宗族中人都很器重他，号称“甘露顶”。父亲叫裴智周，补任临黄县令，被下属诉讼。裴敬彝十四岁时，到巡察使唐临那里伸冤，唐临觉得他很不凡，命令他试作一篇诗赋，赋写得很精美。父亲的罪得到豁免后，上奏将裴敬彝推荐到朝廷去，补任陈王府典签。有一天忽然哭着对左右的人说：“大人有病痛，我就会有同样的反应，现在我惊悸不安而又疼得厉害，恐怕要有不测之事发生了。”于是请急假，兼程而归，而父亲已经去世，他哀伤瘦损超过常礼。乾封初年，几次升迁任监察御史。母病，医生许仁则因跛脚不能骑马，裴敬彝亲自抬轿前去迎接。母亲去世后，朝廷下诏赠给缣帛，官府替他制造灵车。守丧结束，以著作郎的身份兼修国史。历任中书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则天时期被酷吏陷害，死在岭南。
《新唐书·孝友传序》曰：“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东安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抚，表其门。”《资治通鉴》曰：“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张公艺（577——676），郓州寿张（今濮阳市台前县）人。历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多次受到朝廷旌表。作为中国历史上治家有方的典范，家族九代同居，合家九百余人，团聚一起，和睦相处，倍受历代人民敬仰，传为美谈。唐麟德二年，高宗与武则天，率文武大臣、宫妃命妇去泰山封禅。车驾过寿张，闻张氏九世同居，累朝都有旌表，因而也慕名过访。问张何能九世同居？答曰：“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无殊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遂请纸笔，书百余“忍”字以进。高宗连连称善，并赠绢百匹，以彰其事。“盖九世聚族同居，眷属九百口，住房四百区，依然合产共嬉，每旦鸣鼓会食，群座广堂，髫髦未冠，列入别席，内外礼让，上下仁和。”张公艺以忍和儒学闻名于世，备受历代君王的褒扬和推崇。550年，北齐文宣帝高洋赐匾“雍睦海宗”；588年隋文帝杨坚赐匾“孝友可师”；635年，唐太宗李世民旌表“义和广堂”；665年，唐高宗御书“百忍义门”。
而“范氏义庄”是另一种的“义门”显现。《宋记·列传》：“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瞻族人。”其子“纯仁字尧夫……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于皇佑二年（1050）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助田地1000多亩设立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宰相范纯仁、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800多年。“范氏义庄”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义门”的核心特征为一个“共”字，即祖先共祭、财产共有、成员共居。首先，祖先共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祖先崇拜一以贯之，《史记·礼书》中记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源于对赐予生命的感恩，盖敬祖先尽人子孝思之诚，祭祖成为“孝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义”字当先的义门家族，其对于祖先的供奉与祭祀亦是重中之重。在义门家族，对于祖先的祭拜具有鲜明的“共”字特征，不论是祠堂的设立还是祭祀大典的举办，都详细规范了每一个家族成员所应承担的具体义务，因而祭祀不再是嫡长子一人之事，而是整个家族的共同义务。其次，财产共有。义门家族的财产既是共有的也是共通的，义门家族的土地公有，共同生产，财务根据尊卑、老少、男女、壮弱等统一分配。最后，成员共居。“聚族而居”是中国传统家族的重要特征，其最早出现于两汉时期。《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是此风盖起于汉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兴盛，“这一时期见诸史籍的义门同居大家庭，凡24家”。唐宋时期江州陈氏达到了3900口人同居共食。义门在宋元明时期最为繁荣，据《元史・列传》记载：“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义闻者，盖不乏焉。岂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终不可泯欤！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复加劝奖而兴起之，则三代之治，亦可以渐复矣。”“其累世同居者，则有休宁朱震雷，池州方时发，河南李福，真定杜复，华州王显政，建宁王贵甫，句容王荣、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开平温义，大同王瑞之，平江汤文英，鄜州员从政，江州范士奇，泾州李子才，宿州王珍。”“择其事迹尤彰著者，复别为之传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义门”的出现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但实质上亦是中国“家”文化的缩影，是对中华民族独有的“国家”的生动再现，并深刻阐释了“义”字当先的中华文化内涵。回顾传统，“义门”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中最亮丽的风景，它的出现为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符合社会经济状态、政治需要、文化伦理的范本。对“义门”的探究是对于传统的尊重，或是“孝义”为本的传家之道，或是“勤俭持家”的经营方式，或是“奉公勤政”的为官之本，于今而言，是一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表达了普通百姓人家对好家风的崇尚，把“礼让齐家”的美德传布天下，使“义”的特质嵌入人的灵魂而加以主动运用，变成新时代的一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