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沫若《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商代第八次迁都朝歌（今淇县），帝乙、帝辛均都朝歌。国家重器九鼎也置于朝歌。殷辛王，又名纣王，是西周贬谥侮辱他而改称。
殷辛王在商朝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谈论商朝离不开殷辛王，因为他是大有作为的最后一代国君。如何评价商纣王，关系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古往今来说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摆脱不开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均将他描写成残酷暴虐的典型。主要罪名是：听妇人妲己之言，杀大臣比干，囚文王姬昌，生活上搞肉林酒池，不祭祀天地。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看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然而历史书籍竟然如此流传下来。
所谓最早的“历史文件”，莫过于《尚书》，即《书经》。书中说商纣王错乱天命，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专门写了谏文，并且告诉他们的叔父比干和箕子。还说商纣王砍开涉水老人的膝盖骨，挖了贤人比干的心，光听从妇人妲己的话。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上照抄《尚书》，对商纣王的罪名尚有追加。《史记》说，商纣王喜欢喝酒玩女人，宠爱妲己，不重视祭祀鬼神，把酒贮存到很大的池子里，将肉堆挂的像树林一样，指使不穿衣服的男女互相追逐，昏乱朝廷，暴虐无道，杀了少师比干，囚禁太师箕子，迫使哥哥微子出走，不祭祀祖先，不任用先王的儿子和自己的兄弟，却委奴隶以重任。明代人许仲琳写的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变本加厉地为商纣王罗列宣扬为“十大罪状”，以夸张性的故事编写手法，把商纣王写得一无是处。说他“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被剖心，为国尽忠的人遭炮烙，将姬昌囚禁羑里。使箕子被迫出走，吃活人的肝脏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宣淫”。此书不仅是“暴君论”之大成，甚至将商纣王描写成衣冠禽兽。可以说从《尚书》《史记》到《封神演义》，都对商纣王持完全否定态度。至于宣传殷商王朝历史的电视剧、演义馆、文化城、纣王宫，那就更不用说商纣王完全是个反面人物。
近些年有的报纸、史书撰文，虽然承认商纣王在历史上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这是个进步，但是在主流方面仍认为商纣王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说他贪酒好色，横征暴敛，经常和奴隶主贵族们，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惨绝人寰的酷刑来镇压人民，欺辱臣服的属国，纣王的种种暴行激怒了被压迫的人民，出现了商军阵前倒戈的举动。有的学者居然把商纣王讨伐东夷，视为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
不过也有的图书，对商纣王采取两分法，既肯定他讨伐东夷、经营东南有功，又认为他滥用职权，宠妲己、杀比干、囚姬昌、酒池肉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这比古代史书和文艺作品进了一大步，叫做“功过参半”。其实这都不正确。
（二）
应当指出，对如何评价商纣王，一直争论不休。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史书的记载。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商纣王的不好，未必象传说的那样厉害，是因为君子鄙视坏人，把天下不好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了。战国思想家孟子还从正面肯定了商纣王有善政，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纣的情节。他说，商纣王离武丁年代的时间并不长，武丁流传的好风俗、好政治都还存在。如果全信书上记载的话，就不如没有书。对于武王伐纣一事，只信它两三分，其它都不相信，既然周军所向无敌，那怎么会战争中流的血能将石臼中的碓杵漂起来呢？宋朝人罗泌认为，商纣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纣王同夏桀王的罪名说成一模一样，这都是出于模仿。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妹喜，商纣王宠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台湾学者柏杨说过，象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本是夏桀王发明的，也硬给商纣王安上。说明周朝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晚清人士李慈铭认为，从各种史籍来看，商纣王的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候、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还算不得罪恶深重。近代史学家顾颉刚认为，现代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烈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词。我国伟大的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1959年8月来安阳考察时，曾题诗为商纣王鸣不平：“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1977年访殷墟见郭老题诗后即兴挥毫：“郭公翻案话殷辛，不说盘庚与武丁。何事迁殷复祖亳，待凭文物重研寻。”
（三）
问题在于正本必须清源。只要认真研究一番中国的史料，就不难发现，原来“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毛泽东语)。实际上“中国没有一部清清楚楚正正派派的史书。所谓正史，不过是一大堆鬼话连篇的史料，写史书的，除了歌颂权势外，别无他念”(柏杨语)。“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做史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鲁迅语)。“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唯物史观，单靠抄古书看待历史人物，是很不准确的。
先以《尚书》而论。相传为孔子所撰，然而古文今文尚书都是伪书，怎能作为真正历史的依据？《古文尚书》据说是汉景帝的儿子、曾经做过淮阳王、鲁王的刘余，从孔子家的墙壁中发现的，系用古文字书写，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此人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汉武帝之子汉元帝年间，刘向所收藏的《古文尚书》，三个版本都不相同。汉文帝时人的伏胜，也称秦始皇焚书时将《尚书》置干壁中，而后献出，名曰《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与刘余同为汉武帝时人的孔安国，也献出了《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又有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是《十三经注疏》集成的古文今文尚书合编本，据考乃东晋梅颐所伪造。所有古文今文《尚书》，自三国以来，已被历代学术界认定为伪作，宋代朱熹，明朝梅鹗，清朝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名家都认为《尚书》是伪书。有关商纣王的记载，即便有一句两句属真，也是源于周朝的恶意宣传。以商纣王的命名而言，他本名子受德，君号辛王，受德在世之日，并无纣王其名，这是周朝灭商之后，周武王强加于殷辛王的，意在万恶不赦，这种历史有何真实可言？
再说《史记》。既然《尚书》是后人的伪托，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照抄《尚书》能够真实吗？有人说司马迁是秉笔直书，奉为史家典范。尚若真秉笔直书，能把汉高祖刘邦写成是人龙结合而生的“龙种”吗？因为他也在吃汉朝的饭，就得美化汉朝。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不平的话，即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挖掉生殖器官，试问他能秉笔直书吗？何况司马迁同所有史学家一样，写历史人物都是沿袭旧的框框以成败论人，“胜者为王败者贼”，凡成功的一切都好，凡失败的一塌糊涂，商纣王是亡国之君，自然过错深重，周武王是胜利之君，一切功德无量。只有这样，似乎才会合乎逻辑。《战国策》“说秦王”中说周伐商时，商纣王的军队把淇河、安阳河的水都渴干了，这能是真的吗？国民党军队八百万，人民解放军六百万，谁见过喝干一条河？无非是信口雌黄，借题发挥而已！西汉末年有个王莽，史学家班固、班昭兄妹写《汉书》把王莽说的很坏。毛主席讲，“班固、班昭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即是对王莽也有个成败论人的问题，王莽不失败，他们会把他写成那样坏吗？陈寿写《三国志》原本扬曹魏抑蜀吴，将曹操写成好人。南朝文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他为了影射北朝的非正统，才将称雄北方的曹操写坏。到了南宋，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不满辽金，以南宋偏安自喻，视刘备为正统，提出帝蜀寇魏，把曹操当作贼。明朝小说家罗贯中，也不满明代北方的一些民族，就根据裴松之和朱熹的观点，以影射手法写成《三国演义》，将曹操写成更坏的人。陈寿生活在晋代，不得不把司马炎篡魏的事写成“禅让”，他要真写篡魏，晋朝皇帝是不会允许的。再者，三国只有汉，没有蜀，陈寿写《三国志》把人家的国名给改了，这种历史怎能让人相信？由此可见很多史书的记载是不正确的。
因此，以它为根据来谈论人物的是非，是极不公正的。凡是照抄古书而评论历史人物者，大都缺乏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至于描绘商纣王形象的一些文艺作品，那更不足为训。鲁迅讲，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他们表面上借文艺形式吸引读者，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桑骂槐，影射当时的社会腐败。明朝文艺作品《封神演义》，包括《金瓶梅》《东周列国志》在内，都是如此。正像电影、电视剧中的特有用语“这年头”，均系借题发挥，意有所指。《封神演义》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纣王为题，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商纣王沉缅酒色，听信谗言，杀妻诛子，扰害百姓，制炮烙，造刑盆，杀孕妇，敲骨髓，揭露这样的暴君，就是警告明朝统治者引为鉴戒，如果君王任意荒淫，黎民必定离心离德，招致社稷的灭亡。它所揭露的腐朽政治，说纣王沉缅酒色，就很像嘉靖、万历皇帝的作风。说纣王造鹿台以敛财，就反映了明朝中叶以后人民负担过重，大批农民无法生存而被迫逃往西岐。《东周列国志》明说周幽王、卫宣公荒淫无道，就是暗示揭露明朝统治阶段的腐朽和罪恶，写出明代豪富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腐败。此书作者冯梦龙就曾上书朝廷，陈述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金瓶梅》明写宋朝，实指明朝，通过恶霸、官、商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暴露出明代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西游记》通过孙悟空，揭露明朝的社会弊病，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通过《封神演义》等文艺小说的形式，把心中想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话，借题发挥而已。“书中之言，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云之”。
所以，鲁迅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会意的人”。
（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也是辨别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客观依据。不然就无法对不同的历史观作出科学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推动的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阻碍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一般地看他的个人行为和动机，而是看他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的大节方面和实际作为，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它是社会发展的源泉，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起反作用，它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力前进中，是动力还是阻力，或者是破坏力，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志，而封建文人和唯心主义史学家，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在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杰出人物也有伟大的作用，杰出人物是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虽然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能在顺应发展中起巨大作用，能够反映时代潮流，体现人民的要求，促进社会的发展。评价杰出人物的作用，要作阶级、历史、客观的分析。历史上发生影响的代表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历史发展，起着加速还是延缓的作用。
要正确评价商纣王，就离不开这些基本原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生产发展、社会前进、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价商纣王。郭老说得好：“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该翻的案就要翻，切忌犹豫不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代伟人毛泽东讲，“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还讲，“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被骂了三千多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
那么商纣王的案，就必须澄清历史真相，肯定他的历史功绩，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殷辛王的功绩何在?
第一，殷辛王讨伐东夷，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商朝末年，居住在江准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商纣王曾祖父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他的父亲帝乙就多次对岛夷和淮夷，进行过反击作战。帝乙九年，夷人即将大举进攻商朝，商纣王的父亲御驾亲征，居住在河南睢县附近的盂人，就中途截击商朝的军队，帝乙打败盂人，取得了胜利。次年商朝又出兵进攻东夷，到达淮河流域的攸国。帝乙十五年再征夷人，到达山东鲁西南的齐、顾等地。商纣王即位以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花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以南的福建沿海。特别是在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擒获了大量的俘虏，当时徐州之夷是个大国，打了好多年才把那个国家灭掉了。正因为商纣王灭了东夷，才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才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这是一件亘古空前的伟大功绩。商纣王功不可灭。
第二，把华夏文化传播到东南，对中国社会发展是个重大的贡献。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到了商朝，农业、畜牧业较之夏朝前有了很大发展。农作物有了小米、大米、麦子、黍、稷，农田整倍方方正正。商朝祭祀一次用牲畜，少则四五百头，多则上千头，说明畜牧业发展很快。商代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安阳殷墟的铸铜作坊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能铸造一两吨重的大铜鼎，并使用铜贝作货币，仅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陪葬青铜器四百多件。尤其到了商朝末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而东南沿海一带的海贝、龟甲、鲸鱼骨也交换到中原地区，既可当装饰品，又能做货币用。最突出的，商朝有了严密规范的文字甲骨文，单字近五千个，对祭祀、占卜、写作、信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商朝经营东南之后，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这些地方，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郭老有诗为证：“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第三，解放大批奴隶，促进了商朝的生产和社会变化。商朝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奴隶殉葬，建筑宫殿、家庙也要用奴隶奠基，奴隶不如牲畜的价值，可以任意宰杀或活埋。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期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的中期商代遗址，都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和活活埋入地下的情况，甚至奴隶主把砍下的奴隶头颅或身体与猪、牛等动物，埋在灰层和窖穴里。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晚商奴隶主对奴隶残害最为野蛮。商王贵族陵墓区，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殉，杀人祭祀坑，一座大墓内就杀害三百六十个奴隶，被杀奴隶多数不到二十岁，有的还是儿童。商王建筑一座宫殿，先挖好基址，将儿童与狗一起埋入，作为奠基祭品，立柱以前也要埋入奴隶作为贡献，安门之前，在门楣的前后左右再埋奴隶一至三人，作为手执盾牌的守卫者。若建宗庙落成以后还要再杀几百名奴隶，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周围，好为死后的奴隶主服务。仅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土之责。商纣王讨伐东夷打了胜仗，俘虏东夷人以兆亿计（古制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一兆就是一百万，十兆就是一千万）。这么多俘虏都不杀，而是组织他们劳动和从戎，就是商纣王的一大功德。牧野之战中大批俘虏倒戈，可以作为反证。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观看殷墟圆形殉葬坑后，写诗道：“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三余。全躯十三骷髅五，纵横狼藉如羊猪。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大意是说，这么大规模的残害奴隶，都是在商纣王之前。说商纣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促进了商朝生产的发展。
第四，囚姬昌于羑里，维护了商朝西部的领土完整。商朝与周人的激烈矛盾，源于周人的向东扩张。出于保持商朝稳定，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才囚禁了周文王。周人本为羌人，原居陕西彬县垦荒定居，不过是个小部落，后来南迁到岐山一带，自称为周原。从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开始强盛，改习俗，建宗庙，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姬亶父生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奔往江南，即后来的吴国；三子季历于武乙三十四年，向商朝进贡，三十五年进攻位于陕西、宁夏、内蒙结合部的鬼戎，文丁二年攻击燕山一带的燕戎，四年又攻外蒙境内的余无之戎。商朝此时任季历为牧师，负责管理全国的牲畜。文丁七年季历破始呼之戎，十一年又打败翳徒之戎。季历竟然忘乎所以，目无国君，被商纣王祖父文丁所杀。后姬昌被商封为西伯侯，即三等诸候周国的首领。姬昌的周国作为商朝的属国，先控制了同是商朝属国的虞、芮两国，往西灭了商的属国密须国，又灭了犬夷和崇国，后又将周人的居住地从岐山迁到祟国境内，号曰丰邑。往东进攻邘国和黎国，已经危及商朝的千里之邦，严重威胁京都朝歌的安全。此时，商朝不能坐视不理，为了制止周人的东扩，巩固西北边防，纣王遂将姬昌囚禁于羑里。囚禁叛逆的属国头目，商纣王何罪之有？不但囚禁合情合理，就是照例象他的先人季历那样被杀掉，也不为过。可惜商纣王没有看穿姬昌的阴谋，还是把他放回陕西，不久死去。周人亡商之心不死，姬昌的儿子姬发（周武王），接着又拉拢其它诸侯国，九年会盟孟津，继续反商，十一年纠合陕西、湖北以及川鄂边、川陕边的庸、蜀、羡、徽、卢、彭、濮等八九个小国，乘商纣王的军队主力在东夷前线，大后方空虚之机，打着仁义的旗号，渡黄河牧野一战终灭商。
第五、清除内部隐患，镇压了商朝的政治反对派。殷辛王时代既有外患，又有内忧。外患是周人诸侯国的扩张和进逼，内忧有国内上层存在政治反对派，这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之商纣王蔑视陈规陋俗，不顾贵贱高下之分，娶奴隶的女儿妲己为王后，并且委以地位低下的奴隶任要职，本属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措施，却总遭到反对派的无端攻击。反对派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周人在商朝的内应，商纣王就难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杀了比干，囚了箕子，微子畏罪逃跑，他们也实在是咎由自取。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很透彻：为什么纣王灭了呢？除了“征伐东夷俘虏太多，消化下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造成失败以外，再一个原因，就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物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他不投降”。纣王失败了，也是个英雄。郭老有诗为证：“武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雀巢周鸠居”。殷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却被周人取而代之，商纣王的胜利果实被周武王侵吞，难怪后人不平。
第六，商纣王打下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基础，他是统一中国的最早奠基人。由于中原文化逐惭发展到东南，加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历程。商朝由原居黄河中下游地带，拓展到具有广大辽阔的疆土，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辽宁、江苏、安徽、内蒙、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达十七个省区之多，从江西、江苏、湖南、陕西、四川考古出土的大量商代文物，就是生动的历史证明。另外还有很多臣服于商朝的少数民族。郭老在安阳作诗曰：“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谁如溯流探其源，实有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他还说，“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是不可淹没的。有一个很宏大的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史家所抹杀，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是郭老从研究甲骨文的卜辞中，经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毛主席也说过，“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这就是说，先有商纣王的十七个省区的初步统一，然后才有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大统一，殷辛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创始人，他的功劳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如果说殷辛王有所失误，那就是战略处置不当，俘虏工作没做好，镇压反对派不彻底，不应该释放姬昌。其余都是周人放毒，无事生非。
说到底，殷辛王是一位有功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他是中原大王朝疆土的开拓者，华夏文明的传播者，奴隶解放的先驱，中华民族统一的最早奠基人。他一生的主流，对推动中国生产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这就是真正的历史。商纣王创建的丰功伟绩，更有历史所鉴证，名垂中华，永不可灭。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的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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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革勋，男，1934年生，河南淇县人。1951年参军，1958年转业地方工作。曾任安阳钢铁厂办公室主任，中共安阳市委宣传部副科长，安阳市广播电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安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任安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安阳市古都学会理事、中国古都学会会员、安阳市易经研究会副会长、安阳市统战学会常务理事、安阳市宗教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成就有倡编《安阳风物览胜》、主编《安阳社会科学》期刊。
【原创：王革勋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安阳师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