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姓氏，要想一代不少的真实珠串链接到开姓始祖，都是不可能的。要想把某姓氏家谱打造成具有史料价值和不朽生命力的文化典籍，就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使其内容真实可信，要使族谱内容真实可信，就必须将下传衍流无考的历代先祖列为“文化先祖”与“血缘先祖”分列编纂。这样可以不再简单沿袭各姓各氏传统修谱方法，不再为追求“世系源远”而杜撰冒认先祖，不再依附名门望族，不再谬接外系，不再统宗统系，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潮流的修谱方法。
一、文化认祖方法的诞生
1、文化认祖的概念。文化认祖，乃一种基于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原则的谱牒编纂方式。此方法旨在追溯那些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传承脉络不清，或上溯与衍传均难以考证的名人，将他们认定为共同的文化先祖。通过此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历史文化，还能够强化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因此，文化认祖在修谱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化先祖，指的是那些开创了姓氏的始祖，以及在清朝以前各类经史子集、方志野史以及历代考古研究中被发掘出的杰出人物。此外，还包括那些其下传衍流失去考证，或其上溯世系及下传衍流均失去考证的其他先祖。这些文化先祖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家谱的历史概况催生文化认祖的诞生。当代家谱的编修方法可追溯至宋朝时期的传统做法。鉴于唐末五代战乱时期，记载士族门第高低的珍贵家谱遭到毁灭性破坏，化为灰烬。至宋代，官府又废止了谱局的设立，导致民众对于先祖的世系传承和家族间的昭穆伦次一无所知。这一状况的出现，令宋朝的一批士大夫深感忧虑，心怀焦虑。苏洵（1009－1066）说：“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宋代大理学家张载(1020－1077)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庆历年间（1051年），毕升所发明的印刷术，为我国国家修史、地方修志以及百姓修谱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尊祖敬宗收族，管摄天下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计，诸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文天祥等一众杰出的士大夫，在缺乏旧谱资料的情况下，亲自着手编撰家谱。他们或自能记忆的先祖开始，或自父亲、祖父、曾祖父乃至高祖父开始，从零开始，严谨而稳重地构建自家的谱系。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他们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官方的责任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欧阳修（1007－1072年），在编篡国家历史巨著《新唐书》的过程中，他严格遵循“大宗之法”，精心编纂了皇族家谱《宗室世系》。这份家谱的历史追溯之深远，可上溯至八代、十代，乃至百代之前。正是这段编篡国史的经历，使欧阳修深感家谱的重要性。在完成《新唐书》的编纂后，欧阳修发现《宰相世系》中关于自己远祖的记录并不详尽。因此，他决定以自己所知的五世祖作为始祖，并遵循“小宗之法”来修订自家的家谱。在这一过程中，他运用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和图示方法，详细记录了家族成员的迁徙、婚嫁、官职、封号以及谥号等信息，最终完成了这部具有创新性的家谱。
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亦着手修订并编纂《苏氏族谱》。
在编纂家谱的体例方面，两位学者均采用了“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因此，在初次修撰家谱时，他们只能根据已知的祖先信息进行编写，并严格遵循“小宗之法”。欧、苏两位学者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图表的设计上，这一创新显著提升了家谱的编纂质量。随后，广大民众纷纷效仿欧、苏的谱例，开始采用“小宗之法”来编写自己的家谱。作为宋代的宗族文献，家谱的编修已经逐渐普及到平民族群之中。
民间统宗统系的家谱，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朝嘉靖皇帝统治时期以后。在明朝初期，家谱的编纂体例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新增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关键组成部分。这些新增元素丰富了家谱的内容与结构，为后人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家族历史资料。在民间修谱的过程中，多数族谱均遵循欧阳修、苏洵所倡导的“小宗之法”，以确保家谱编纂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自嘉靖帝推广恩准民间建立祠堂之后，民间纷纷响应，祠堂建设之风渐盛。然而，由于家族之间的竞争和攀比心理，民间祠堂的规模逐渐扩大，给一般姓族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缓解筹资压力，民间逐渐兴起了联合修建祠堂的风潮。随着联合修建祠堂的成功实践，各姓氏家族又纷纷效仿，开始联合修订家谱，并在家谱中增加了关于“祠堂、祠产”的内容，以便更好地记录和管理家族的共有财产和历史。这些变革不仅丰富了家族文化的内涵，也为民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根据旧谱及其谱序的记载，我们观察到，自明嘉靖时期起，各个姓氏才开始编制统宗统系的族谱以及大宗谱。这一发现表明，随意追溯、攀附名门望族、冒认世系以及错误认定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始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帝颁布恩令，允许民间建立祠堂之后。
在清朝时期，谱牒编修达到了高峰，同时统宗统系的现象也泛滥开来。清朝设立了宗人府，负责管理和维护皇族及百官的家谱，民间也纷纷修订族谱。尽管部分家族采用了欧阳修、苏洵所倡导的“小宗之法”，但多数家谱为了彰显家族地位，选择了仿效宋朝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纂大型宗谱，将成千上万的人纳入一家之中，将数百世的历史归于一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随意追溯族谱、攀附名门望族、冒认先祖的现象变得极为普遍。
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对封建世袭和继承制度产生了不良影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促使朝廷实施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全国性谱禁。谱禁规定明确指出，在追溯家族世系时，应恪守规矩，不得随意攀附先祖。五世祖或始迁祖应被尊奉为始祖，严禁越此范围，擅自攀附更高世代的祖先。任何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均视为伪托行为。朝廷在分封或选拔官员时，对此类行为不仅不予采纳，更将追究其欺君罔上的罪名。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进行严格审查。一旦发现谱中内容有违上述规定，将立即进行删节，并销毁版本。此规定旨在维护家族世系的真实性与权威性，确保社会秩序与稳定。在谱禁期间，经过严格的审查，仅在江西地区，就发现了一千零一十六个姓氏的家谱中存在所谓始祖记载荒诞不经的情况。为了维护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严肃性，这些家谱均被进行了删节或毁版处理。然而，这一谱禁措施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统宗统系之风再度盛行。各族各姓纷纷效法皇族家谱中的“大宗之法”，热衷于编修族谱和大宗谱，以此为荣。在此过程中，不乏随意追溯、攀附名门望族、趋炎附势、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此类行为已成为社会常态，屡见不鲜。
尽管自明清时期起，依据“大宗之法”所编纂的谱牒所追溯的世系存在诸多荒诞之处，然而清代谱牒的编纂体例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与完善。清代谱牒的记事范畴广泛，几乎涵盖了家族与宗族事务的诸多方面。经过修订后的家谱，除了原本的家族世系排列，新增了包括传记、著述、家规、家法、家训、族规、恩荣录、凡例、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在内的20余项内容。同时，还特别增加了对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的记述，使得家谱更为全面。为确保家谱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还设定了“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定期修订规定。在行文方面，注重修辞和文采，以展现家谱的严谨、稳重和理性特质。
经过严谨考证，清时家谱的编纂体例展现出了更高的系统性和完善性。然而，在家族世系与世序的记录上，却存在着显著的混乱现象。其中包括对祖先的官职晋升、名字避讳、娶妾生子、增加兄弟、攀附先祖等行为的描述，这些都存在明显的失实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家谱中将春秋末期的人物错误地认定为西周时期的祖先，将晋朝人误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先祖，宋朝人被错误地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祖先，明朝人则被当作南北朝时期的先祖。更为普遍的是，隋唐时期的人被随意地视为宋元时期的祖先，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其真实性根本无法得到确认。民国时期的家谱修订，基本上沿用了清代的编纂体例，并且在统宗统系的方面，还继承了清代家谱的一些不良习惯。
自1949年起，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已大致终止。在1966年至1976年的特殊历史时期，民间所保存的众多极为珍贵的旧谱牒不幸遭到了焚烧的命运，使得宗族文化遗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破坏。自1985年以来，特别是在世纪末至今的这段时间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对家族根源探寻的热潮不断升温，民间修谱活动再次迎来了高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清代相比，当前这波修谱的谱牒质量却显得明显不足。在世系传承方面，故意进行弄虚作假、过分强调统宗统系的陈规陋习，相较于明清时期随意追溯、攀附名门望族、依附权贵、冒领世系、胡乱认祖归宗的现象，不仅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严重破坏了家族传承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得到彻底纠正，以维护家族历史的真实性和家族文化的纯洁性。
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姓氏在追求追溯至开姓始祖的完整世系时，均面临巨大挑战。事实上，绝大多数姓氏难以实现世代相传的真实世系链接，无法完整地将每一代都串联至始祖。
为确保《宗谱》成为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及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瑰宝，我们必须秉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为达成这一目标，对于那些传承脉络不明确的历史先祖，我们应将其视为文化先祖，并与血缘先祖分别进行编纂，以确保族谱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3、各地旧谱统宗统系、统名人的实状。各地族谱，均为依据欧阳修昔日所编纂的皇族家谱《宗室世系》中的“大宗之法”所制定的大宗谱。尽管其中存在人名时序混乱、时代倒置的现象，以及为先祖编造娶妻、纳妾、生子、封官、封爵、加功名的情节，甚至伪造、杜撰了先祖所处时代尚未存在的地名、官名、官署名，但最为典型和突出的问题是：同一历史人物在各大世系中被杜撰出不同的父祖、配偶和子孙。这种现象导致了各族群争相攀附，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先。
对于时空衔接不当的情况，就采取伪造、杜撰或挪用外部祖先作为祖先的做法。若此情况持续存在于《宗谱》中，不仅将严重损害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更将使《宗谱》成为外姓或子孙后代嘲讽的对象。
因此，创立“文化认祖”与“血缘认祖”并存的“谱法”体系，摒弃以往各姓氏传统的统宗统系修订方式。我们不再为了标榜“源远流长”而随意编造、冒认先祖，也不再为了虚荣而攀附名门望族，更不是随意接入外系。相反，我们采取从下往上的追溯方式，重视基祖的重新确立，重视最早的坟墓碑记等实物资料，重视最早的祠堂神主牌，重视各世系最早的老谱，以及各世系最早的谱序。我们以各世系第一个写谱人所追溯的始祖为真正的始祖。这种做法秉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力求回归和还原最早的历史记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化传承和家族谱系研究的实际需求。
4、元朝以前的人名在各地旧谱失载。在元朝以前，由于历史原因，绝大部分人名在各地的旧谱中并未得到记录。这一现象促使了文化认祖方法的诞生，以追溯和确认个人的家族渊源。这种方法的出现，不仅对于个人身份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文化认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自己的祖先，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确认和编纂文化认祖的方法。
5.1、确认开姓始祖的方法。以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中关于姓氏起源的最早记载，来明确追溯得姓的来源。同时，尊重绝大多数族人的共识，认定某公为开姓始祖，并以其名讳作为该姓氏的正式标志。
5.2、确认和编纂文化先祖的方法。经过对经史子集及清朝以前方志野史的深入研究，确定历代名人为文化先祖。鉴于历代大多数名人的血缘世系已无从考证，且难以全面甄别其昭穆关系，故在编纂世系图和世系录时，并未将文化先祖纳入其中。相反，采用现代语文体，以传记的形式详细记录这些文化先祖的事迹，使之与血缘先祖分开编纂，从而更全面、客观地展现中国文化的传承脉络。
二、血缘认祖是“实事求是”修谱的基本方法
1、血缘认祖的概念。血缘认祖，乃依据血缘脉络追溯血缘始祖及其后代传承之认祖方式。血缘认祖作为谱法之基石与核心价值观念，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孝文化的核心要素。通过此种方式，我们追本溯源，维系家族血脉，亦是对实事求是修谱原则的重要体现。宗谱之编纂，其核心与灵魂在于血缘认祖之理念。此理念不仅是编修宗谱的起始点与最终归宿，更是人们尊崇祖先、敬仰宗族之基石与依据。血缘始祖是指那些与我们具有直接血缘关系，且其世系图和世系录珠串链能够清晰追溯的最早祖先。是可确认的、最早的直系血缘先祖。
2、血缘认祖的原则。血缘认祖的原则要求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理清家族世系，确保各归所属。在修订族谱时，应以最早的记录为准，对于祖先的认知应以确切者为依据。在排列世系时，要横向排列，纵向观察时间线，确保知情者续写，不知情者宁缺毋滥，避免错误。同时，我们不应沿袭随意攀附的旧谱和其他姓氏的统宗统系修谱方法，更不应盲目追求“源远流长”而杜撰、冒认先祖。我们必须避免依附于名门望族，不谬接外系，不统宗统系，更不能丢失自己的宗族根源。这些原则体现了对历史和家族传统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家族成员的责任和担当。
为了深入追溯历史脉络，要重视基祖的记录，尊重最早的坟墓碑记，并重新审视最早的祠堂神主牌。同时，也要注重各世系最早的老谱，尤其是其中收录的最早的谱序。各世系第一个写谱人所追溯的始祖，即为我们的血缘始祖。通过这些措施，努力还原历史，以严谨、稳重、理性的态度，为后人留下清晰可靠的历史资料。
追寻本源，尊崇祖先，乃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之传统美德。恪守实事求是之原则，更显我们溯源报本、尊祖敬宗之真挚诚意。祖先赐予我们血脉与生命，其地位神圣，不可轻侮，不可辱没，更不可假借伪托。我们应当秉持敬仰之心，珍视并传承这一传统美德，以表对祖先之敬意与感激。
子孙后代，作为我们血脉与生命的延续，肩负着传承与发展的重任。他们不仅是祖先智慧与文化的继承者，更是我们未来的寄托和希望。因此，对待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尊重其尊严与权利，不可轻视，不可侮辱。我们应当悉心呵护他们的成长，为其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繁荣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茁壮成长，为家族、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祖先血脉与生命的传承者，我们肩负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即客观真实地延续祖先的世系，光大祖辈的恩德，并将这一切传承下去，以福泽后代。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守诚信原则，不得趋炎附势，攀附名门望族，更不可冒认他人之祖为己祖。若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我们绝不能强行建立虚假的血脉联系。因此，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精心修撰族谱，成为当代修谱人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3、血缘认祖的理由
3.1、我们发现从远古文化蒙昧时期至汉朝的族谱并未实现每一代都详尽无遗的记录。在远古时代，由于尚未形成文字系统，人们采用结绳记事、甲骨文等方式记录信息，但这些方式无法支撑全民性的家谱编修。即便随着文字的出现，家谱的编纂也主要局限于王公贵族等特定群体，而非全民参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族谱并不具备完整的一代不缺的特点。
因战争、灾害及朝代更迭等因素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减少，以及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和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均对家谱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历史事件决定了所有姓氏族谱的血缘认祖追溯，其上限不会超过汉朝，确保了族谱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3.2、在唐末至五代十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家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导致了大多数世系的血缘追溯无法超过宋代。农民起义频发，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家谱记录，使得庶族社会在士族特权压迫下痛苦不堪。他们渴望推翻这一不公平的制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要步骤便是销毁象征士族身份的家谱。
因此，在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农民起义者们纷纷焚烧士族家谱，导致士族谱牒几乎被完全摧毁。失去了谱牒的士族再也无法证明其身份和门阀地位，从此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两者均失去了谱牒的支撑。明中叶以后许多姓氏一代不少的珠串链接到炎黄二帝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家谱应多为伪托。
3.3、在宋末战乱与元朝严酷统治的背景下，众多姓氏的祖源追溯受到了严重阻碍。尽管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与苏洵创立了欧苏谱法，推动了民间修谱的兴盛，但南宋灭亡后，宋朝遗民为躲避元兵的追杀，纷纷选择隐居深山老林，其中不乏隐姓埋名者。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实施了极为严苛的统治手段，以遏制民众起义的可能性。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他们强行规定数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这无疑是对汉人生活方式的极大限制。更为甚者，元朝统治者严禁汉人修谱，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切断汉族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传承。事实上，历史记录也印证了这一点，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发现辽、金、元三代时期汉人修撰的家谱，这无疑是元朝严厉统治政策的直接结果。
在民间长期不修谱，或者祖无谱传的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清晰的记住自己五代以上的先祖谁为此郎，谁为彼郎。如上杭中都丘氏明正德九年（1514年）谱序曰：“每岁届值清明，躬登于坟者，鲜矣！至询其所自，但知其坟，而不知何者为某祖考，何者为某祖妣，孰先孰后。见会于族人，但知其同姓，而不知何人是叔兄，何人是弟侄，源流莫溯，世次莫详，是则可忧也！乃知诸父诸兄并无谱志。”
经分析多种姓氏谱序，发现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的祖先并未留下家谱供后世传承，因此成为了一系族谱的首批创修者。其次，他们在追溯先祖时，均未超过宋末的时间范围。在修谱方法上，他们均采用小宗之法。最后，世系表中对于先祖的追溯，也并未通过珠串链接的方式扩展到南宋末以前的历史时期。
3.4、民族迁移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确实导致了众多家谱传承的断裂。以明朝为例，据历史记载，仅在洪武三十年间就发生了百余次。这些迁移的人口规模不等，少的数百数千人，多的则达到十万乃至数十万人。这些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不仅使家族成员离散，而且对家谱的传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4、血缘认祖的方法
4.1、血缘认祖的方法，是指依据血缘关系的脉络，追溯并明确血缘始祖的身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世系传承体系。
4.2、最早的谱序确认方法，指的是依据开基始迁祖后裔现存最早版本的族谱中所收录的谱序进行辨识与确认。这一方法确保了谱序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为后续的谱系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4.3、确认血缘始祖的考证方法
4.3.1、依托各地族谱以及各地图书馆的古老谱牒原件或复印件，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恪守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在谱牒研究中，遵循“以最早为断、祖以知者为断”的准则，运用“横排世系、纵贯时间”的研究方法，对新老族谱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致力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谱牒进行甄别和印证。对于已知的信息，进行续写；对于未知的部分，宁缺毋滥，不随意推测。不强求研究未知的内容，也不忽视已知的事实，力求清晰地理清世系，确保各归其位。
4.3.2、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并依据最早的历史事实进行记录和认定。将以首修谱序所追溯的开基始迁祖作为始祖，并以此为基础，回归各世系的最早历史记载。同时，将以最早的坟墓碑记、祠堂神主碑记以及最早的墓葬物证作为佐证材料，以确保记录和认定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
4.4、以血缘始祖为世系的编纂方法
4.4.1、根据昭穆次序，采用世系图的方式，运用吊线式的布局，确保图体的直序排列。每一幅世系图展示十代人的关系，第二幅图则从第十代开始延伸至第十九代，第三幅图则展示从第十九代到第二十八代的关系，以此类推。通过这种珠串式的链接方式，能够清晰地展示各位先祖之间的血缘关系。
4.4.2、采采用现代通行的书写方式，将世系录以从左至右的横向排列形式展现，世序则按照昭穆的先后顺序从上至下排列。详细记录与世系图相对应的血缘先祖的名讳、字号、配偶、生卒年月、葬所、享年、学历、官职、生平事迹、封赠、功绩以及后世传承等信息。
4.4.3、根据昭穆制度的规定，按照血缘世序的先后顺序，对各位先祖进行排列。
三、编造假世系不属于血缘认祖更不属于文化认祖
编造虚假的世系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自我蒙蔽的行为。从本质上讲，这种做法既不属于血缘认祖的范畴，也不属于文化认祖的范畴。家谱，作为私有制的产物，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等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和事实，避免编造虚假的世系，以维护家族和文化的真实性和尊严。
自古以来，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家谱造假的现象便一直存在。最初，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拥有族谱的王公贵族阶层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家谱造假的现象逐渐扩散到了民间，涉及到了更多拥有族谱的家庭。至清朝道光年间，家谱造假更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波及到了各个姓氏族群。家谱造假的目的主要有六个：A、为非法获取爵位、封邑、官职以及财产继承权；B、为冒用贵族血统，伪装成高贵身份；C、受“源远流长”的误导，罔顾客观事实，盲目崇尚起源久远；D、为筹集修建祠堂所需资金；E、为应对外姓势力的欺凌，虚构宗族实力，扩大宗族的社会影响力；F、为构建旅游资源，提升地方知名度，诱导或误导外系同姓前来“寻根祭祖”。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有些人编造虚假的祖先姓名，将其作为自己的祖先，并进而攀附名人、依附望族，甚至有冒认、捏造他人祖先为自身祖先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编造他人祖先姓名，进而将其纳入自己家族谱系中，进行统宗统系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有人为臆造的所谓先祖编造婚姻、生育等事迹，甚至为其虚构功名和官职。为掩盖这些虚假的世系信息，一些地方甚至在新谱修编完成后将旧谱销毁。这些行为导致了家族世系的混乱，使得昭穆辈分颠倒，世序混乱，时序颠倒的现象频繁出现。
经过缜密考证发现，某些被人为捏造的人名与世系，虽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强行编入族谱，企图通过世系图的形式将其与古代血缘先祖和世系挂钩，误导公众认知。然而，这些伪造的人名与世系，与真实的血缘先祖和世系并无任何关联。因此，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文化先祖。同时，采用编造假世系的方式进行修谱，亦不符合倡导的血缘认祖和文化认祖的正确方法。
四、文化认祖与血缘认祖分列并存独具特色
修谱之举，旨在承扬中华民族璀璨之传统文化。编纂宗谱之目的，亦在于此。欲真正承扬传统文化之精华，必须尽可能详尽地将自开姓以来，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的文化先祖纳入宗谱之中。
作为新时代的修谱工作者，若未能将经史子集、方志野史所载，以及历代考古发现的所有历史文化名人悉数收录进宗谱，反而将大多数先祖排除在外，使其无所依归，此举非但无法彰显家族文化之光辉，反而在事实上暴露出我们的不孝之心，更对先祖与子孙后代产生深深的愧疚。
许多姓氏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但其起源并非唯一。试图通过血缘关系将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同一姓氏宗亲统一追溯至一个共同先祖，实则难以实现。这是因为许多姓氏的形成，是各民族姓氏相互融合的结果，历经复杂演变，难以简单地追溯至单一源头。采用小宗之法，详细编纂各支系及房派的家谱，同时按照地域划分，编纂分谱。这些举措均属于血缘认祖的范畴。另外，要广泛搜集经史子集、方志野史中的历史文化人名，以及历代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将其收录宗谱之中，这则属于文化认祖的范畴。这两种方式——血缘认祖与文化认祖，在宗谱的编纂中得以并存并互相补充。这种修谱方法不仅继承了欧苏谱例的优秀成果，还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原创：戴奕泽 原载《国豪文化》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