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避讳皇帝的名字，用其他意思相同的字代替，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其它的字代替，那么就要换另外一个词，或者划一个方框空格，反正无论怎样，都不能用皇帝的名字，如果出现了，那就是大罪，轻者流放重者抄家。如东晋著名将领殷浩公，字渊源，避唐高祖李渊名讳，公字改为“深源”，自以后的所有史书都把殷浩公的字写成“深源”字样。
清朝历史上出现的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被曲解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而另一个因文字而获罪的，就是族谱纂修。原本统治者是提倡民间纂修族谱的，觉得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可以弘扬宗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在乾隆年间，有地方官员发现，很多地方的百姓，同姓不同宗的家族一起建宗祠，而且为了攀附权贵甚至还随意篡改家谱。于是地方官员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乾隆皇帝，要求整顿这种现象。乾隆皇帝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下发谱禁令。这个政策对全国范围的宗族实行禁止频繁随意纂修家谱，若是已经纂修过族谱的宗族，地方政府要仔细审查，族谱里是否有存在藐视皇权的字眼，如有，那么不仅族谱要销毁，而且族内人员还要全部下狱追究责任。禁令是禁止随意修改，如果有正当理由还是可以继续纂修族谱的。但要求宗族主动配合官府的审查，然后再按照官府的要求重新纂修。
清政府对私人纂修家谱进行直接干预，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江西巡抚辅德犹如一位敏锐的洞察者，洞悉了省内家族间那股不合时宜的暗流——合族建祠之风盛行，同姓异族间竟妄图以血脉相连之名，共筑祠堂，实则图谋不轨，敛财为实，祠产纷争如同野火燎原，愈演愈烈。更甚者，家谱编纂之时，各家族竞相攀附古圣先贤，人人自诩华胄之后，字里行间，僭越之辞频现。辅德见此，忧心忡忡，遂上疏天子，恳请圣裁，以正风气。乾隆帝闻奏，洞若观火，知此非江西一隅之疾，乃天下共病，遂诏令天下督抚，严加稽查，明令禁止合族建祠于省垣府治，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江西巡抚辅德得令，于江西境内雷厉风行，逐族审查，调验谱书，果然发现，荒诞不经者比比皆是：有的始祖上推三皇五帝，甚至远涉盘古地皇，最荒唐的是一些只见于野史、小说话本中的人物，如雷震子之类，也被奉为始祖，荒谬至极。辅德铁腕之下，此等谬妄尽皆删削，版牒俱毁。新修家谱，必须经官府审查无误，盖印后方可分发。清初原本出于巩固皇权、维系宗族和谐之考量，鼓励修谱，以期通过弘扬伦理，凝聚人心，然世事难料，最后出现的某些负面后果竟到了不得不采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的地步。这一次谱禁，除江西辅德是主动而为之外，其他各地官员大多为被动而为。
如福建有个胡氏兄弟在纂修族谱时，根据谱禁规定，有个别先祖的名讳需要避讳改名，但觉得自己随意修改祖先的名字是对祖先的不敬，再说按当时社会风俗，宗谱秘不外传，感觉不修改先祖名讳应该没有什么隐患，就按照自己祖先的原名讳进行纂修。在官府审查时发现违返了禁令，结果整个家族惨遭下狱之灾，族谱全部被毁。
时隔数年，第二次谱禁风暴再起，此番是地方官员主动请缨，其背后，乃是《四库全书》编纂与“文字狱”高压下的自我救赎。此次谱禁特点是重点查找、删改家谱中的僭越、违碍字句。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库全书拟定的查办违禁书籍条款九则正式颁布，将查缴禁书的时限由晚明提前到宋元，并多次大兴文字狱。地方官员，为求自保，纷纷投身此役，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皇上厘定文体”行动，家谱亦未能幸免。据当时的相关谱序记载，家谱之中，但有一字一句僭越不当，皆难逃删改之命，最后还得由地方官审定，方可付梓。其间，因家谱用词不当或体例失范而被举报之例，不胜枚举，一时之间，家谱编纂，谨小慎微，风气为之一变。
清代谱禁之制，犹如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细密而深邃地编织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其对家谱编纂的权限进行了严格的界定。非但寻常百姓要遵守，即便是名门望族，亦需恪守规矩，方能著书立说，以免逾越雷池半步。
其一，若先祖之名不慎触及庙号、御号，乃至亲王及孔圣之名讳，则必以同音字代之。此举之下，多少家族忍痛更易先人之名，心中五味杂陈，然生存之重，让位于现实之需，祖宗之名，虽憾亦即让路。
其二，在追溯祖先时，不准妄自攀援，只能以五世祖为始祖，或以带领全家或全族迁至当地的祖先为始祖。在清朝这片苍穹下，皇权独尊，万民皆为其子民。试想，若民间妄言先祖为帝，岂非颠倒乾坤，扰乱视听？故以五世祖或始迁之祖为限，界定家族之界，令豪门世家亦知分寸，子民之心，得以安然，邪念自消。
其三，谱书结构上不准出现“世表”“传赞”之类的名目，以符合庶民的身份。世表、传赞等是史书体例，非庶民之家所能僭越。故世表一律化身为世谱，传赞之影悄然隐去。同时，谱中还不准刊载祖先画像。此外，对明代以来家谱中经常采用的、原先只供形容古代帝王诸侯的用词，如始迁为开基，置业称为创业，造屋称启宇等僭妄之词，皆恢复其原本面貌。
其四，行文之际，遇清代年号，必换行抬格，以示尊崇。若虑及纸张之俭，亦可在本行空一格，尽显礼制之严谨。至于晚明年号，则一概抹去，换算为清朝年号，或直接以“唐王某年”“桂王某年”代之，岁月流转，朝代更迭，一笔一划间，皆是历史之烙印。
此外，文人笔下，易生风波，故家谱中艺文类的文章，需严加审视，违碍之语，一律抽改，以避祸端。更有新修之谱，索性摒弃艺文，以求平安无事。
如此种种，清代谱禁之制，犹如一座无形的规训之塔，既维护了皇权之威严，又规范了民间之秩序，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朝的谱禁令，对民间修谱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两次干预民间修谱，对民间修谱活动施行了严格的限制。乾隆给民间修谱定了一些禁忌的规则，不允许民间百姓修谱时冒犯某些规定。此策导致了多数家族被警告修改家谱中的内容，一些僭越的内容要么删掉，要么改掉。随着乾隆再度插手后，查禁力度和范围再度提升，包括地方志和谱牒。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有的家族因此遭受重大打击，甚至家破人亡。其次，乾隆谱禁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统治和强化统治。在清朝，君主集权制已经逐步走向巅峰，地方宗族势力的团结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因此，通过干预民间修谱，乾隆试图通过控制家族历史记录来削弱地方宗族的影响力，从而巩固自已的统治。
清朝的谱禁令通过限制民间修谱活动，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家族的苦难，还反映了清朝政府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担忧，以及对皇权巩固的考虑。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但也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基于对权力的维护，而非直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清朝实行的谱禁政策，致使政府干预过多，使很多宗族下狱，造成文字狱，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个政策最起码打击了当时民间的攀附权贵之风，整顿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用强硬的律法政策规范了民众的道德风向，使人们不跟风，不趋炎附势，不妄自援引，纂修族谱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对提高谱牒的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族谱纂修体例的程度上，对民间修谱起到了规范作用。
殷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