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绥草堂”特色藏谱述略
无论是收藏，还是研究，“稀、奇、古、怪”这四个字也算是绕不过的坎，似乎很少有人不喜欢那种偏门的、稀少的、奇特的、边缘的藏品。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典籍——家谱，其重要性也正在为人们逐渐所认识。对于“思绥草堂”来说，其一些特殊的版本，更是引起人们莫大的兴趣。在这些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藏品中，也往往蕴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稀奇古怪”这一成语统指“很少见，很奇异，不同一般”。下面就以“稀奇古怪”四字为引线，略说“思绥草堂”收藏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家谱。
1、藏谱之稀
物以稀为贵，家谱也不例外。家谱“稀”的含意又可分为几种。首先，就是家谱的存世量。从《中国家谱总目》可以看出，几乎是百分之八十的家谱，只有一家收藏单位，也就是说，这百分之八十的家谱，名义上都能算是“孤本”，至少可以说是“稀见品”。
再就是家谱的印量。家谱服务的对象，是本家族以传承为目的，为了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及其它种种原因，在印数上有严格控制，一般仅在数部、十部、数十部之间，百部以上者就较为罕见。
“思绥草堂”有一部清宣统三年木活字本湖北兴国《京兆杜氏族谱》不分卷一册，据“领谱字号”载，当时共印四部，分为“光、前、裕、后”四号。这四部家谱，其中白纸本两部，为“光”“后”字号，黄纸本为“前”字号，而“裕”字号则是极为稀见的红纸印本。依照“领谱字号”记载，这“光、前、裕、后”四字号四部家谱应该分别由水口、墩下、李坑等地的族人领收，但不知何故，这四部品相奇佳的家谱在2000年左右同时出现于武汉的古玩市场，被“思绥草堂”购得。只能猜想是由于政权更替，社会动荡，而集中在一起并没有及时散发。
“思绥草堂”另一部印量稀少的是民国十六年木活字本浙江嵊县《剡北李氏宗谱》，当时共只印了“天、地、人”三部。其它还有江西玉山《张氏宗谱》，光绪七年清河堂木活字本，也只印了两部。作为印刷品，印量只有几部，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古籍相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印量稀少，家谱中还有一个“稀”，即稀见姓。稀见姓，又作稀姓、罕见姓，指的是分布人群较少的姓氏。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百家姓》时称，姓氏人数排在一百位之外的，都可称为“小姓”。明朝杨慎著《稀姓录》、清孙星衍撰《两汉稀姓录》，都说明了历代学者对稀姓的关注和重视。姓稀见，存世的家谱更稀见。数千上万个姓氏中，有家谱流传的，据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著录，仅608个姓氏，极大部分稀见姓氏，并没有修纂家谱或修纂后已经失传。“思绥草堂”收藏比较稀见的有可、信、郤、衷、库、阴、訚、元、支、玄、冉、双、司、衣、危、晋、朋、利、焉、嵇、阙、戢、开、井、亓、雍、生、凤、边、伊、扶、眭、斯、门、补、官、宛等姓氏家谱。
2、藏谱之奇
在上面提到的湖北《京兆杜氏族谱》中，有一部“裕”字号是红纸印本。传世的古籍，历来是白纸黑字，或者红字、蓝字，但印刷的载体依旧是白纸，或者黄纸，从来没有用过红纸印刷的。而在湖北的黄、麻地区周边，就有用红纸印刷家谱的习俗，至今依旧。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为了弄清这个现象，我查找了很多资料，后来在民国三十六年“怀本堂”木活字本黄冈《李氏宗谱·旧凡例》中看到：“谱成之日，红谱议藏东祠；南祠存白谱一卷（部），均属公共。至分派各甲之谱俱有字号为记，归长房收藏，如次房调阅，长房不能固执。”另在“续修凡例”中亦有记载：“谱成之日，新红谱及老红谱仍藏一分祠，即东祠；二分祠即南祠，仍存新白谱及老白谱各一卷，均属全族公共……。”再又在民国三十五年“四箴堂”木活字本黄冈《程氏宗谱·凡例》中看到也有类似的内容：“谱竣之日先印红谱一卷（部），务须置木箱一口，秘密藏祖庙中，后如有事查阅，以红谱为据。其各房所请之谱编以字号，如有添减等情，一经查出，重惩不贷。”原来家族中修印完成的家谱中，红纸印家谱只有一部，是专门用来珍藏于宗祠或祖庙中，既为祖本，亦作为核查对照白纸印家谱有无添减等作弊行为所需。故这一类红纸印家谱，应该都算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思绥草”堂现共藏红纸印本家谱近三十部，谱籍在黄冈、麻城、罗田、红安、商城、罗山等一带，虽涉及湖北、河南两省，却属毗邻之区。
与上面印量少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印量奇多的家谱，如民国二年中华图书馆铅印本浙江慈溪《师桥沈氏宗谱》。据沈嘉瑲在《翻印宗谱刍言》中云：“复虑财政困难，不定印谱部数，则以六百元为限额。议决后即托俊卿、佐卿二君，向上海各印书馆探明宿（缩）小印价问题。旋据排板工程费钜，印刷纸料较省，部数多则价廉，部数少则价虽减亦微。于是十月二十日，又在大宗祠复议，决以印刷壹千部，限价洋壹千壹百伍拾元。其费由宗祠新草畈地租花抵付，而不取各房分文。”印数达到一千部的家谱，恐独此一家，再无分店。这亦为一奇。
而“思绥草堂”藏品中，最让人拍案称奇的，是《圳上文联社谱》和《韩氏女谱》。
《圳上文联社谱》二卷首一卷三册，民国二十九年木活字本。据《社谱》载，清乾隆三十年，江西万载县秀才喻桂林、曹沂川、林严谷、王华川、曹云亭等十二人“叙尊卑长幼，结为异姓兄弟”，取名“联社”。后考虑到“朝夕过从相劝勉者大都不离乎学问文章”，改名为“文联社”，并于乾隆五十七年各出银两，创办“文联书院”，乡邻童子，均可入院求学。至道光五年，十二结义兄弟仅剩七十八岁的曹云亭一人，见“社中诸子姓生齿日繁，无谱以系之”，深恐“伯叔而等于途人，兄弟而视同秦越，前人之信义不将自此堕乎”，由他主持，在原有《金兰谱》的基础上，沿袭家谱的纂修方式，创修了《文联社谱》，以“令尊卑长幼，等级分明”。
这部民国二十九年《社谱》，即为道光五年后的递修本，是由十二结义兄弟的后人喻受祉、王凤林、曹炳生等发起续修的，此时距上次修谱已有一百十六年，从十二兄弟结义之时起，已传至八世。《圳上文联社谱》当时共印十三部，除一部保存在“文联高等小学”外，其余十二部由十二兄义兄弟的后人领收。今“思绥草堂”陆陆续续收藏到了其中的六部，除此之外，尚未见有其它相同或类似谱牒的报道。
山西绛州《韩氏女谱》，清宣统二年稿本，绛州庠生韩勤学主修。他在自撰的《韩氏女谱序》中说：“窃见大家宗卷，凡条例无微不至，乃略于女，而详于妇，用意周祥，无可非闲。即适人，有贤孝节烈之行，乃始得附注于父之名下，未闻有女谱之设耳！迩者余修族谱之暇，乃更为女谱一卷，非自相矛盾乎？虽然子妇能承我宗祀，绳绳不已，而女不能邀朝廷之褒，赏荣施于父族耶。故立为专谱。”
“女谱”一词，在道光时，开封人常茂徕曾经用过，辑有《春秋女谱》一卷，有道光三十年夷门怡古堂刻本。其虽亦有“女谱”两字，但那是把古代女性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却与家族家谱一点关系也没有。以女性为主体而修纂家谱的，韩勤学的《韩氏女谱》为独一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产生这样的一部家谱，说是惊世骇俗，也不过分。
而如此类般奇特的谱牒，“思绥草堂”还有宣统元年木活字本江西《吉赣抚宁佛门总谱》不分卷四册、光绪十三年“崇文堂”木活字本湖南湘潭《易氏义塾社谱》三卷三册、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清乾隆七年的《南山宗统》十卷四册、天宝二年（民国）精钞本《代宗家谱》不分卷一册、光绪三年“临济堂”木活字本湖南平江《释氏宗谱》二卷首二卷四册等。这些谱牒虽然严格依照家谱的体例修纂，但大部分本身并没有血缘关系。
3、藏谱之古
家谱多由家族自己保管，保存的环境条件与古籍相比明显要劣势许多，故现在能保存下来的家谱中，毫无争议确为宋版家谱的仅为宋皇室《仙源类谱》写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代家谱也无从谈起，一般已知较古的家谱，都是明代所修纂。而且大都为明中晚期，明中前期的也较为稀见。以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上海图书馆为例，最早的家谱，是明成化四年的《新安孙氏重修宗谱》不分卷一册。
“思绥草堂”藏品中，清乾隆以前的约有二百余部，明版家谱有二十几部，其中“天顺二胡”是比较有特色的。天顺是年号，明代天顺年间所纂修；二胡，就是两部胡姓的家谱。
这两部天顺年间的胡氏家谱，谱籍一在婺源，一在歙县，都属于以纸、墨、刻著称的徽州地区。《清华胡氏族谱》六卷一册，天顺二年刻本；《璜田胡氏族谱》三卷一册，天顺八年刻本。这两个胡氏家族同出一源，璜田胡氏是从婺源清华胡氏分支而来。据《璜田胡氏族谱》载，始祖福公，“讳福佑，字缘善，任姑孰守，今太平府是也。仕至宣歙间刺史，善得民心，殁后民以王礼葬之，立庙祀焉。五世十八常侍公讳学，字真翁，年十八随父曈游婺源灵观炷香，至古邑清华，见其地址，曰此中佳山水，住此，子孙必有兴者，于是迁居。十三世百十七公，讳汝从，字元吉，自清华而迁绩溪大石门。十五世墐公，讳世基，字永图，迁歙之定潭。十八世十公，讳再还，字圣保，宋嘉祐七年赘于璜田江氏妇，为始居璜田之祖。”
今《清华胡氏族谱》国家图书馆藏相同版本一部，而《璜田胡氏族谱》当时共印十三部，现或已为孤本，不见其它书目著录。《璜田胡氏族谱》珍稀之处在于谱中收录的《重修谱后序》中，末有“大明天顺八年岁在甲申清和月毕文灏重书”的纪年，并有“新安歙西仇川黄文海、文敬、文齐刊”字样。李致忠先生在《历代刻书考述》中曾描述：“明代歙县虬村黄氏，从黄文敬、黄文汉于弘治二年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今以《璜田胡氏族谱》所载，歙县虬村黄氏刻书之始，当以明天顺八年的《璜田胡氏族谱》为最早实物佐证。
4、藏谱之怪
袁世凯为了过皇帝瘾，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因为时间短，有“洪宪”纪年的实物极少。1998年中国书店曾拍卖过一册1916 年教育部中央观象台印本《洪宪元年历书》，河北有名的方志学家贾佩卿曾跋之曰：“民国五年丙辰，袁世凯复帝制，改元洪宪，未几身殄国除，有如泡影。是书在当时刊而未布，实历史上之绝大纪念品也。异日考史者，当视为惊人秘笈矣。”薄薄的一册《历书》从起拍价1000元竟拍到了6600元。而家谱比之于《历书》，只有更少。如上海图书馆，二万部二十万册家谱中，听说没有一部有洪宪纪年的家谱。“思绥草堂”经过多年探访，至今共藏“洪宪元年”纪年的家谱五部，谱籍涉及江西、湖北、浙江等地，其中浙江嵊县《剡西李氏宗谱》四卷四册，还有设色彩绘的祖宗像七十二幅。
这类特殊年份的家谱，在“思绥草堂”还有康德年间、昭和十几年及民国四十年以后的好几个版本。康德是伪满洲国溥仪的年号，昭和十几年的家谱是台湾地区所修，而民国年号在大陆只到三十八年，像这样的纪年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称之为“怪”，相信是不过分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纪年也很独特。如浙江鄞县《鄞东史氏支谱》，修于1922年，题作“宣统后十一年壬戌”；湖南新化《谢氏三修族谱》，修于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题作“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湖南临澧《李氏族谱》修于1912年，题作“汉族光复壬子元年”；江苏扬州江都《史氏宗谱》修于民国元年壬子即1912年，题作“宣统壬子年”；湖南慈利、石门《熊氏族谱》修于1913年，题作“中华湘国元年”，盖此年湖南曾宣布独立；安徽桐城《麻溪吴氏族谱》修于1913年，题作“癸丑年”，全谱三十二册找不出一个“民国”字样来。耐人寻味。
“思绥草堂”还有一部浙江《新昌南洲丁氏宗谱》，民国七年木活字本，十二卷十二册，谱中有彩绘祖像二十二幅。浙东地区家谱有彩绘的习俗，以彩绘祖宗像、墓图等最为常见。在这部《丁氏宗谱》中，有“明朝佥都御史川公像”彩绘一幅。丁川，字大容，号东陵，新昌人，明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有《东陵文集》行世。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一幅彩绘像中，丁川的左肩上另绘有一只左手，轻扶在他的左肩上，这显然不可能是他自己的手掌，颇有些怪诞不经的味道，何以如此，至今难解。
早些时曾经在《最大、最小家谱》的文稿中说过“思绥草堂”收藏的几部大开本和小开本的家谱。其中有浙江永嘉《刘氏宗谱》，光绪四年蓝格写本，长66厘米，宽33厘米，如果拦腰一切，就是方的。还有光绪七年的木活字本江西南丰《汪氏族谱》，长68厘米，宽48厘米，版框的高度达到53厘米，七卷七册，这是我所见过最大的木活字本家谱。与之递修的还有这个家族的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的递修本。这两部家谱，每一部都是两册，不同的是，乾隆修本仍是活字本，而万历修本是刻本，五百多页，光雕版用的大型木料，也是一笔不得了的投资。
在“最小”方面，“思绥草堂”有一部九册湖南邵东《杨氏添发公直系谱》，是民国三十年四知堂木活字本，长16.7厘米，宽10.6厘米，是我见过最小的印本家谱。制作这样小的家谱，据家谱凡例称，“原为便携带也，因族谱繁重，难以随身，故修此小谱，家藏一册，以防迁徙”。还有一部更小的钞本家谱《姑苏葑溪李氏家乘》，光绪九年李麟佑修，长11.7厘米，宽7.3厘米，是“思绥草堂”所藏一千八百部家谱中开本最小的一部。
从开本的大小再说厚薄。江西地区的家谱，似乎自古就盛行大而厚的风格，像明代嘉靖间刻本江西庐陵《泸江曾氏族谱》就厚达10厘米，几近千页。如果不用大开本，根本就没法翻阅，所以长和宽各分别有47和35厘米。有些家族一部家谱就是十数册、数十册，仅凭外观，就十分的壮观。除了江西省，还有与江西省毗邻的广东始兴、南雄、乳源及湖南郴州等地区，也是以盛产大厚家谱著称。“思绥草堂”所藏大而厚的家谱，基本出自这些地方。
除了厚，还有薄。“思绥草堂”有一部民国二十七年木活字本浙江兰溪《王氏宗谱》不分卷一册，全谱上下除了民国二十七年序言外，还有太原王氏迁居滕家排行字母、世系、行第，仅此而已，共计十页。这是我所见过最薄的印本家谱。然而，没有最薄，只有更薄，因为在《王氏宗谱》的这十页里面，竟然是相同的两部《王氏宗谱》装订在一起，每一部仅为五页，是用白、黄两种颜色的纸张印制，还有比这仅有五页更薄的印本家谱吗？
也许，从“稀、奇、古、怪”的角度去谈论历史典籍未免有失偏颇，但作为家谱来说，几乎没有哪一种研究著作关注过它的版本，所以也不见得多此一举。我认为，无论是研究还是收藏，最好的老师就是兴趣。在阅读欣赏研究的过程中，能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快感，并能从中发现点什么，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作者：励双杰，男，慈溪‘思绥草堂’楼主，家谱收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