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特别是清代人，在年谱（注：是一种按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属于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的一种演变和发展。它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详细记录谱主的一生事迹，包括出身、籍贯、学业、主要活动等生平事迹和交游情况）或齿录（注：名词。科举时代同登一榜的人，各具姓名、年龄、籍贯、三代汇刻成册，叫作齿录）中一般都会注明自己的居住地，比如“居县城东南三十里之大华”、“世居城北五里堡”、“世居熊岳北关”等等。那么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如何分辨他们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呢？主要涉及城、镇、乡三个行政单位，此三个行政区划是如何加以区分的呢？
和现代不同的是，清朝全国人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农村地区，城镇规模总体不大。但是城市的中心地位依然突出。那么“城”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按照清代通行法则来看，城的定义，主要是指政治中心，如都城、省城、府城、州县城，即各级政府的所在地。这一标准是硬性的，所以像很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并没有被纳入城的范畴，比如广东佛山、浙江双林、江苏木渎等，都不能称为“城”。“城”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墙，清代官方文献中将居住在城墙以内的居民称为“城居”，但是这一说法也有不确定的一面。因为古代的“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居民以“关厢”为单位，所以现代很多学者对此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认为城墙之外的居民应该排除在“城居”之外，而有的认为对于那些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来说，附城之外的功能也很明显，应该划入“城居”的范畴。
实际上清朝中期以后，就把城内、关厢和附城地区纳入城市，因为城与关厢紧相毗连并有一定的外缘界限，且在行政上，与城市隶属同一个行政单元。此外不少当地府志、县志中把离城十里以内的地方，皆算作附城地区，计入城居。换言之，有些乡居者由于紧挨城市，都被正式定义为“城市户口”。当然，清代对城市的定义尚不完善，也有一些附城地区介于可与不可之间，比如光绪九年山东诸城进士王桂琛在年谱中说“世居城北五里堡”，经核实五里堡位于诸城城区北面，那么就计入县城。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宝鸡进士王绳武在齿录中说“世居县东敦仁堡”，查敦仁堡属宝鸡城区，则计入城居范畴。清代进士在修同年齿录的时候，居住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如果居住地没有注明省城、府城，而是直呼“城”的，如“城南”、“城北”、“城前门”、“城外”等等，皆属于州县城。有些直呼某街坊和具体地点的，一般都是居住在大城市。如咸丰三年浙江钱塘进士吴凤藻齿录谓“世居望仙桥袁酒巷内”，这个地址就在杭州城内。有的还用别称，如光绪三年江苏进士曹庆恩齿录谓“世居琴川（常熟别称）南门内”。
“镇”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色，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特别发达，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和相应的从事者，他们是城乡的中间形式，虽然这些地方没有城墙也没有官衙，但经济功能是城市的延伸。如编者的家乡——大华小镇，就属于江南特别发达的市镇，清朝中期曾被朝廷赐名为“大华市”。“镇”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有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四个等级。镇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城市延伸形式，时人也将镇视为城，如嘉庆七年浙江平湖进士徐一麟的齿录称“世居乍浦城内”，同治十年直隶临榆进士李铁林的齿录称“世居山海关镇城南街”。有些镇属于“关”，像上面提到的山海关，再如光绪九年正红旗满洲进士舒泰的齿录中记载居住地为“世居熊岳北关”，嘉庆七年山东东茌进士温秉贞齿录记载“居城南三十里铺东关”。另清代对镇的定义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凡含有“镇”、“集”字的地方都归为镇，有些带“铺、埠、坊、巷、街”等字样的，则要加以核实，确定符合标准的就归为镇。有些地方的名字是不带“镇”、“集”一类字样的，但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的原因，也都是属于镇，而且还是“重镇”，比如“熊岳”、“清江浦”、“木渎”、“泗州”等有名大镇，自然是要归入镇的。
“乡”的定义标准就比较简单了，凡是没有归类为“城”、“镇”的地方皆化为乡，当然不排除有些乡是属于“城中村”，如“城北某村”、“城南某堡”、“镇东某庄”之类。清代时居民的居住地是比较固定的，很少出现流动的情况，可谓是生于斯老死于斯，除了因生计所迫迁移之外，很少有侨居和多个寓所的情况。但对于绅士和富商阶层来说，其居住地往往有多个，他们由乡下迁入镇、城，由小城市迁入大都市等，但这种现象只是少数，不代表主流。
中国古代王朝在县级行政中心的设立上并不常见，然而对县下区域进行划分却是普遍现象。乡、里、都、堡、甲等称谓作为县下区划的代表，在古代历史中广泛存在。
西周时期首次确定了“里”这一县下区划，当时的“里”代表着明确的地域划分，但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多为同姓氏之人，血缘与地缘紧密相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乡”成为县下基层区划的一级单位。各国普遍存在县——乡——里三级区划，历史记载着诸如老子所在的“楚苦县厉乡曲仁里”等。秦代增设了“亭”一级，由此乡——亭——里三级制取代了之前的乡——里二级制。两汉时期继承并完善了秦朝的县下区划制度，汉代的亭制相对于秦代更为复杂，然而亭的地位与乡里的归属至今尚无定论。在乡官位尊权日盛的汉代，乡里社会处于半自治状态，封建皇权未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展现出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随着战乱频繁，少数民族南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下区划发生新的变化。南北朝时期的乡官地位急速下降，职能逐渐减弱，表明其向“职役”过渡的迹象。隋朝初期采用了族——闾——保三级制，后改为乡——里二级制。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乡里的职责逐渐减少，县下基层社会组织自主权再度收窄。
唐代区域差异极大，乡官制（注：乡官制的基层管理者由朝廷任命，具有正式的管理职位，负责税收、教化、治安等工作，地位较高。乡官制起源于西周，经过秦汉、隋唐等朝代的演变，逐渐向职役制转变）逐渐演变为职役制（注：职役制的管理者由富户轮换担任，成为一种义务服役，地位较低，职责主要包括执行县里的命令和任务。职役制在宋代以后逐渐成熟，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乡官作为基层官员和乡大夫，其地位逐渐下降，最终向职役转变。到了宋代，乡官制正式变为职役制，保甲制（注：保甲制是宋朝时期开始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籍制度，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保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在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的实施加深了封建专制国家对乡里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乡里组织的权力大大减少。
总体来看，随着历史的变迁，乡官制逐渐演变为职役制，县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权逐渐减弱，而政府对其控制逐步加强，呈现出权力变迁与社会控制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历史中县下区划的演变是一幅充满变迁与探索的画卷，展现了权力交替与社会控制的历史脉络。
首先，从西周的“里”开始，揭示了地缘与血缘关系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乡”成为基层区划单位，以及秦汉时期的制度变化，这些转变不仅是行政层面的调整，更是社会制度与文化传承的演变。
其次，各个历史时期的县下区划制度变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乡官地位下降、隋唐时期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再到宋代乡官制正式转为职役制，清晰勾勒出了乡里组织权力减弱、政府控制加强的历史进程。这些演变不仅仅反映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更凸显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复杂变化。
其三，封建皇权初期，乡里制度处于半自治状态，体现出生机与活力；而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对乡里社会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乡里组织权力逐渐减小，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对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根据网络资料整理，仅供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