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牧誓》篇中所列商纣王（帝辛，下同）罪行, 历来文史学界有诸多争议, 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与主流观念不同的证据及论点。认为，作为殷商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牧誓》篇对商纣王之罪行有所夸张, 这是周族及其后人因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借题发挥而造成的。
《牧誓》篇是周武王率部与殷商军队决战的誓师辞, 在这篇誓辞中, 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几大罪状, 以正出师之名,同时勉励军土和助战的诸侯勇往直前, 奋勇杀敌。刘起釪先生在深入研究古典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我国少数民族的歌舞习俗以及商周之际的宗教祭祀礼仪,认为在周族伐纣之前有一个相当隆重的舞蹈祭祀仪式, 而《牧誓》就是在这个仪式上的誓师辞。这个观点不但有多种存留至今的文献相佐证, 而且亦有考古实物的支持。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西周利簋, 据分析考证, 这是参加过伐商战争的周族大臣所制的纪念品。其腹内铭文提到了武王伐纣的事件, 其上所记载的时间“甲子朝”与《牧誓》文中的“时甲子昧爽”相吻合。所以，武王牧誓伐纣这个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牧誓》作为武王出征时的誓辞也是相对可信的。
我们不妨将《牧誓》前半部分摘录，以便分析。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在这段文字中, 周武王为了师出有名, 总结了商纣王的三大罪状, 这历来被当作纣王昏庸残暴的铁证。但是, 也有不少古人对周人所述商纣王的残酷暴虐多有质疑。早在春秋之时, 子贡便已指出:“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其后也有众多学者疑惑发问。在此，就这几条罪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牝鸡司晨, 惟妇言是用
《牧誓》强调“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 牝鸡之晨, 惟家之索。”指出女人主事, 是家族败落的征兆。可谓义正词严, 掷地有声, 俨然正义的代表。这里提到的妇历来被史家认为应是纣王宠妃妲己,妇言当也不是郎情妾意的私语, 而是涉及国家朝政的“干政之言”。
但是妇言为何对朝政以及社会生活有败坏, 这些在《牧誓》中均未提及。另外, 从现存的史料分析, 我们找不出殷商时期历朝对女性干政有什么明令禁止, 而且恰恰相反,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材料以及史传文献记载, 历代商王后妃经常参与王室的政治活动, 掌握控制着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权力。她们不但拥有自己的领地属邑,亲自经营农业生产, 而且主持或参与商王朝一系列的祭祀典礼, 亲自占卜以决定军国大事。甚至还直接率军出征,讨敌御强。所以, 且不论妲己言行正确与否, 商纣王听从其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很显然, 仅仅凭借这样一条模糊的说辞而大行讨伐是难以服众的,但是《牧誓》居然把这条赫然放在商纣王罪状之首,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我们甚至可以怀疑, 妲己明晰周族的日益强盛会危及商王朝的利益, 从而做出了一些削弱周族利益的言行, 以致遭到了周人怀恨。周武王将这条罪状堂而皇之的列出, 一来师出有名, 二来也可以泄自家之愤。当然, 这仅仅只是怀疑, 还需要更多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的佐证。
二、昏弃厥肆祀弗答
《牧誓》文中严厉谴责商纣王放弃对祖宗先王的祭祀,对神的恩惠庇护不予回谢。这在当时极为重视祭祀的时代气息下, 确乎够得上是一条罪状了。但商王又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悍然毁弃祭祀大礼呢?
首先, 这条罪状是欲代商自立的周武王提出,从其动机及目的考虑, 我们很难判断事实的真相。而且,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分析, 商纣王时期的祭祀仪式还是比较齐备的,在历代沿革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完善的程度。
即使陈述的罪状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分析。“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由于商人历来尊神事鬼，祭祀占卜之风极盛,所以在当时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阶层, 即主持祭祀占卜仪式的贞人集团,这些贞人由于被人们认为有沟通神人的特殊能力,所以被殷商王朝上下无限崇拜,拥有极高的地位及权势。有商一代,这一阶层一直处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顶尖阶层,其与王室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不断发生。至殷商末期, 这些神职人员的实力极其膨胀,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商王的统治。因此, 商纣王采取“昏弃厥肆祀”这样的措施对贞人集团进行打击压制, 以维护自己的尊崇地位及王权, 这也无可厚非，而且长期众多的祭祀活动势必造成大量的奴隶和牲畜消耗, 这在当时生产力不甚发达之时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大。
至于“人牲”, 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劳作, 更是对人性的极大亵渎。商纣王打击神职人员, 减少祭祀的行为与其说是不合礼制, 不如说是一种进步, 所以此罪状也甚为牵强。但此举势必会对正常的祭祀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而招致一些遗老遗少的怨怼, 所以也就成了武王借机兴兵讨伐的口实。
三、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文中谴责商纣王不任用自己的亲戚族人，排挤摈弃宗亲旧臣, 反而信任重用一些地位地下的卑贱之人。这一条罪状更是荒唐得很。按照该说辞的逻辑, 岂不是任人唯贤大错特错, 任人唯亲才是国之正途? 但是被文王武王父子都相倚重的吕尚，也并非出身豪族之人。这个讨伐理由无疑给了周人自己重重一记耳光, 这样的借口并不能掩饰以武王为代表的其他宗族势力对王权逐渐集中强烈不满的实质。
我国文明社会发展到殷商时期, 氏族部落的力量还相当强大, 氏族公社那种原始的平均民主观念仍然在社会习俗中普遍存在。例如商汤欲伐夏桀, 民众就表示了强烈不满, 并当面指责商汤“不恤我众, 舍我穑事, 而割正夏”。商汤不仅对此不敢加以压制, 而且还要耐心劝解；又如, 盘庚迁都, 更是遭到了王族百姓的强烈反对。为了说服邦伯、师长以及万民配合, 盘庚不得不大费周折。由此可知, 那种“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的唐尧之风, 在殷商王朝中前期时还是相当普遍的, 在这一时期, 王权还需要依靠原始的血缘关系借助亲族势力来维护自身统治。
到了后期, 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 王权逐渐加强，打破了与族权的相互制衡, 这时候的亲族势力非但对王权的巩固没有积极作用, 反而严重阻碍了王权力量的进一步强化。为了王权的巩固和集中, 商王需要提拔扶植一些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才, 从而抵制族权对王权的干扰。这样势必损害贵族内部其他集团和本集团一部分人的利益, 而招致他们的怨恨和反对。由于提拔任用的人才良莠不齐, 并非个个都是忠善能用之辈, 所以也必然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另外, 纵观《牧誓》全文以及《商书》《周书》诸篇, 可以发现周王室集团方面以及后来投靠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纣王的指控, 却偏偏没有主要当事人纣王和妲己本人的言论,也没有当时一般民众对纣王的看法, 更没有据称是被纣王迫害的三个殷商政坛要角箕子、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纣王的记载。假如说这是一场历史审判的话, 这三个人物理应是最为关键的证人, 然而,《尚书》里关于这三个人物的言语行动, 恰恰是完全缺失的。而且作为大决战前的誓词,《牧誓》居然没有其后《泰誓》篇中所列商纣王那些更能激发将士义愤的残暴行径, 而仅仅轻描淡写地举出了三个尚需论证的罪状, 这一点也甚是让人费解。
西岐蕞尔小邦, 国力远逊于商, 最终却一举得胜, 取而代之，这个结果恐怕令周人自己都意想不到, 这样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 促使着他们为自己的胜利寻求一个理论体系来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论体系经过周人上下努力, 最终发展形成了一种“天命糜常, 唯德是亲”的天道观：殷王失德, 所以失天下；周人修德, 所以得天下。正是这一套哲学, 使周初之时的民心得以安定, 政治秩序得以稳固,从而引导了有周一代的社会风尚。《尚书・牧誓》作为出自周人之手的历史记录, 它无疑会带有这种道德立场的历史印记, 但是它所展示的这种“正”与“邪”,“有德”与“无德”,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实际上都只是在为周族统治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掩饰而已。
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所行, 疑古并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而是要破除迷信, 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该人云亦云, 不可盲目迷信以往的决断和认识, 而应该根据史实, 依照正确的逻辑思考, 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历史总是在不断怀疑中才真相大白的, 相信随着更多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和众多学者的努力, 我们将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来源：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 作者：张筱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