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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元代数字人名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21-03-25  点击:178
    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几千年来,人名从产生到发展,基本格局大体不变。具体到每个朝代,名字则表现得有所不同,起名特点并非完全一样。古人的名字较为复杂,不仅有像今天一样的幼名、学名,而且还有已经被淘汰的字、号等,字是古时人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名同样重要。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朝和殷朝,当时人崇拜太阳,通行的历法是干支纪年,因此两朝的君主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起名。周代起名原则被称为“五则六避”:“有信(特征)、有义(天赋)、有相(相貌)、有假(假借)、有类(相似)”,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相,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六避”意为起名时便要考虑六个因素,避免用国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名、祭器名。在当时讲究宗法和礼治的社会背景下,用以指导或规范起名的确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在上述原则约束下所起的名字各具特色,或优美动听,比夏殷时期单调的名字相比前进了一大步。
    周代的起名特点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和秦朝,到了汉代才有所改变。汉代人起名除袭用旧法外,又增加了一些诸如尊老、排行、美艳等方法,一些较有影响的人在使用名的同时又有了字。另外,由于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分裂以后的国力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名字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汉代人的文学意识逐渐觉醒,摆脱先秦时代的质朴、粗野之气,开始讲究字眼、追求寓意,借名字寄托自已人生理想和抱负。两汉之际的新朝,当政的王莽以“秦以前复名盖寡”,推行单名,禁止使用双名,把单字以上的名字通通视为“恶名”。像这样对起名用字的一减一增,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意向,人们从此有了“起双名是低贱的”这一观念,很少再有人起双名。此风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到南北朝时期才略有改观,隋唐五代进一步改变,从宋代开始才有更多的人使用双名。
    魏晋南北朝,宗教盛行,儒家经学衰微,主张“个性解放”,人们喜欢在名字中加“之、道、玄、灵、冲”等能体现老庄哲学的字,如王羲之、萧道成、谢灵运、祖冲之、郦道元、陶渊明等等。
    到了唐代,社会开放,文化达到空前绝后,儒、释、道三教兼存共荣,人们取名字的时候不拘一格,强调立意,以名寓志,藉名表德,致使名字多元化,如武士彟、元稹、温庭筠等等;也有的人喜欢标上排行,如诗人李商隐称十六,刘锡禹称刘十九等等。
    再到宋朝,国策的偏向,重文德轻武功,崇尚文治,于重视修身的理学都决定了宋人不再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从而只能致力于自身人格的陶冶和修养。这一时代精神反映在宋人的名字中,取名偏爱“美德善行”的字眼,文化人取名越来越喜欢引经据典,如词人周邦彦,就取《诗经》“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为名等等。
   元代是北方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把不同民族的人分成等级: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西亚一带,含金、辽、夏等)是二等人、汉人(北方)为三等人、南人(南宋)为四等人。蒙古贵族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古、色目人进身为官途径很多,科举取士并没有占到重要地位,实行科举的时间较迟,并规定(《元史・选举志》):“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受其政治歧视影响,在汉族国人的名字中不乏出现一些有趣的数字名字,为中国姓氏史涂上了一抹奇光异彩。在所有家谱中,宋末到明初这段时期的老祖宗的名字几乎都是一律式的数字名字。如云阳(丹阳旧称)怀德堂《殷氏宗谱》中先祖名讳“千一、千二、千三等,万一、万二、万三等,和一、和二、和三等,东一、东二、东三等,海五、海六、海八等……。”
   
                            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                             泰兴周桥《殷氏族谱》
    如泰兴周桥尚质堂《殷氏族谱》中先祖名讳“盛一、盛二等,良一、良二等,仁一、仁二等,义一、义二等,文一、文二等,宁一、宁二等,贤一、贤二等……。”
    如润东当江沙《殷氏家乘》中先祖名讳“四六、五六等,七一、五七、七七等,九一、九二、九三等,太一、太二、太三等,伯一、伯二、伯三等,小八、小九等,细一、细二、细三等……。”
    如云阳三鹤堂《蒋氏宗谱》中先祖名讳“贤一、贤二、贤三等,良一、良二、良三等,林一、林二、林三等,信一、信二、信三等,保一、保二、保三等,观一、观二、观三等,善一、善二、善三等,美一、美二、美三等,宝一、宝二、宝三等……。”
     如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朱元璋这个名字是投附郭子兴后改取,寓意是诛灭元朝;父亲叫朱五四,后来改名朱世珍;祖父叫朱初一;曾祖父叫朱四九;高祖父叫朱百六;天祖叫朱仲八。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
    要说数字名字,古今都有人喜欢采用。殷朝时喜用天干,如太甲、太乙、外丙、武丁、盘庚、帝辛等;自周开始,“伯仲叔季”就用来表示家里兄弟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如伯夷、叔齐、管仲、季权等。而纯以数字为名春秋时就有先例,如吴王给女儿取名为“二十”。吴国人为了避讳,就把二十改读为“廿nian念”。唐宋时流行行第称呼,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依年龄各自排行。如秦七秦少游、柳八柳宗元、元九元稹、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后渐成社会风俗,流风所及,一部份人就以排行入名。
    数字名字最盛行的还是集中在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元朝统治者排斥汉文化,“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清俞椒春《春在堂全书》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也就是说,元朝规定普通无职权的老百姓只能用排行和父母年龄相加来取名。“排行”,意为兄弟(包含堂兄弟)出生有先有后,同辈最大的排为一,老二排为二,老三排为三,依次类推排列。所谓“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但当官的读书人可有官名和学名。这个律制在元朝史料中并无记载。而纵观家谱,虽然各朝各代都有用行第相互称呼,但行第只是代称而已,把行第作为自己名字却很少看到,而在元代以纯数字为名的现象却很普遍,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           润东当江沙《殷氏族谱》              丹阳开发区麒麟《殷氏家乘》
    近几年来,笔者在拜读不同的家谱时,又发现更有趣的奇特取名现象:生于南宋(1127—1279)的人就已使用数字名字,如云阳怀德堂《殷氏宗谱》载:“殷千一,号近山,生于南宋理宗淳佑十六年丙辰(1256)三月二十日”;生于元朝(1271—1368)的人而不使用数字名字,如丹阳麒麟《殷氏家乘》载:“殷理,字崇义,行学六,生延祐甲寅(1314)七月初一”;生于明朝(1368—1644)的人还使用数字名字,如润东(镇江)当江沙《殷氏族谱》载:“殷万一,讳益求,字公锡,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三月十九日”。
   
    从《元史》等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元代非常多的不是数字的名字,如元朝初期著名的农民齐军领袖陈调研,福建建宁头陀军领袖黄华等等。《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收录有大量元代合同,合同里的交易双方大都为平民,很少用数字做名字,如祁门县李文贵、徽州谢智甫、休宁县吴友兰、晋江县蒲阿友等等,这帮人是商人,或农民,用的都是正式名字,如果元朝政府确实严禁百姓使用正式名字,那么这帮人最多只能私下里以名字相称,而签合同时恐怕不敢不用数字名字签约。《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是南宋时几位著名官员的判词汇编,其中有好多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名字,如有一份判词提到一位复姓闾丘的人,此人娶妻姓张,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叫闾丘四二和闾丘四四,儿子叫闾丘继祖。后来这位复姓闾丘的人死了,妻张改嫁给一个姓胡的人,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分别叫胡四十和胡五十。再后来,闾丘继祖长大后娶妻姓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闾丘九十。这个家族除闾丘继祖有正式名字外,其他人名都是数字名字。纵观以上家谱和书籍资料证明,数字名字归咎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难圆其说,与史实不符。
    查遍元朝时期的《元史》《元典章》《大元通志条格》等正史典籍,却都没有强迫普通百姓用数字作名字的记载。只有《春在堂全书》这本书中提到过数字名字是“元制”。而这本书是清代人俞樾的著作,与元朝相差400多年,几百年间没有其他史料可资佐证,所谓“元制”仅是清代人依据朱元璋家族史料脑补而已,并无考证,“好事者”从野史杜撰收集,然而猜测,认为普通老百姓以数字为名字的“酷政”是元朝政府用制度强迫规定的,越传越广,清朝尤其盛行。而《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的作者观点也是拾人牙慧,不足为证。如数字名字属实是“元制”,无其他官方记载,这与清朝修史有关。乾隆皇帝以保护古籍为由,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十五万多部修撰《四库全书》,修完后禁毁原始文献三千多种,这有可能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清朝统治者有无篡改历史的记载,无人得知。
    笔者认为,用数字取名其实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元人以数字取名,只不过延续了自唐宋以来民间附庸风雅的趋势而已,是一种风俗,是元代取名的时代特征,和蒙古人故意打压汉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再说普通老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古代使用的是繁体字,用繁琐的汉字名字登记、书写等都不方便,数字名字简单好写,就如当今没有文化的人把自已的萧姓简写成“肖”、詹姓简写成“占”、傅姓简写成“付”、阎姓简写成“闫”等是一个道理。
    另外,数字取名与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她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源流和迁徙轨迹,还包括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法等很多历史文化内容。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并是官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延之。经过五代十国战乱后的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被打破,民间修谱才开始兴起,但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大多流于口传形式,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可是,宋末至明初这段时间的族谱并没有撰修,那些靠口传遗留下来的资料自然有限,很多祖先名字就记不清了,唯一只能记住祖先的排行。这就导致在明朝修谱时用排行数字记载先祖的名讳,形成了宋末至明初的祖宗名讳都是数字名字。在这一百多年间,好多家谱里的先祖都没有生卒年月等详细信息记载,这也可佐证数字名字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如泰兴周桥《殷氏族谱》、云阳三鹤堂《蒋氏宗谱》等等。
    元代的数字名字,犹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取“红卫”“文革”“防修”“建国”“国庆”等名字一样,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姓名只是我们的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记号而已,从古到今,它受朝代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为的是优美典雅和富有内涵,起名字也成了一种文化需要和文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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