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殷朝灭亡原因,传统史书探究的原因有三,即“姬昌修德、纣王不修德”,“河竭而商亡”,与“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传之后世,按照儒家叙事模式,基本都将殷亡的原因归咎于纣王(注:帝辛。尊重原创之作,实质为一种符号。下同)的私德问题,即“纣王不修德”。
近代考古兴起之后,我们通过地下文物,去探究历史的真相,而在纣王亡国的原因上,考古又有一些重大发现,进一步改写纣王形象,纣王固然有其缺点,但他也是一个失败却是伟大的悲情改革家。
纣王人本主义改革
甲骨文不完全统计,仅武丁时期的祭祀“人牲”数量就高达9021人,可谓骇人听闻,以现代思想来看肯定很不“人道”。但在“天命观”决定一切的3000年前,却是武丁凝聚人心、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史记·殷本纪》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因此,殷朝是标准的“以神为本”,就如孔子所说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到了纣王似乎更推崇“以人为本”。
到了殷商朝晚期,开始有殷王想要改变这一状况。根据“史记”记载,武乙(纣王曾祖)时曾有“射天”之举,极有可能他有过宗教改革,只是真相如何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纣王的确进行了宗教改革,“人本”思想开始回归,考古可以证实这一点。
经过20多年殷墟考古,学者何毓灵指出:“(纣王时期)城市发展快,城市规模、生产规模都很大,并不是衰弱的状态。”换言之,纣王时期的殷都,并未呈现出衰败迹象,反映纣王时的殷朝国力并未衰退。按照殷朝传统,既然国力并未衰退,那么人祭应该保持旺盛状态,但考古却得到与之相反的答案。考古发现,纣王时的祭器极为粗糙,学者唐际根指出“随随便便捏一个”,与此前的庄严精美根本不能相比。祭器最能反映纣王态度,背后无疑揭示纣王不重视祭祀。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与传世史书都记载,纣王攻打东夷时俘获至少数万人,将殷朝疆域从黄河扩张至长江,但纣王一改以前做法,他将这些俘虏充作奴隶,而不是充作祭祀用的“人牲”。甲骨文不完全统计,帝乙与纣王时期,父子二人执政50多年,但祭祀牺牲人数为104人左右。当然,实际肯定不止。
显然,纣王对传统祭祀不满意,希望进行宗教改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大幅度减少人祭,说明“人本”思想开始回归。武王伐纣时指责纣王四大罪状,其中一个是“昬弃厥肆祀弗答”(抛弃对宗庙的祭祀),这一条看来是真实历史。
纣王改革失败之处
纣王的宗教改革,显然顺应了时代呼声,更符合人本主义思想,可称得上伟大。周朝建立之后,之所以能严禁人祭宗教,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纣王思想的延续,或者说纣王打下的基础,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问题是,既然如此纣王为何亡国?
原因自然很简单,即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任何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正常来说,纣王既然准备改革,就必然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事态应该超出了纣王的预想。以下两大考古发现,都能印证史书记载,但也让人为纣王推行改革的巨大阻力感到心忧。
首先,武王指责纣王“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即不重用同宗族人微子、箕子、比干等,却用四方逃亡之人。甲骨文上出现许多“小臣X”之类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这就印证了史书记载。那么,纣王为何重用小臣,不重用同宗族人?
其次,史书记载纣王杀九侯、鄂侯、比干等,以后世帝王时代来看,杀几个贵族极为正常,但在当时却不可思议。在后岗H10祭祀坑中,考古发现“戍嗣子”青铜鼎,表明祭祀坑中的人牲当是贵族戍嗣子一家,说明纣王的确杀过贵族。那么,纣王为何会将贵族作为人牲?
结合纣王宗教改革来看,纣王不仅遭到祭司阶层的强烈反对,而且还可能遭到庞大的贵族阶层反对,阻力之大、压力之大超出想象。最终,为了推行改革(也是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纣王只能重用“小臣”,乃至将过于反对的贵族作为人牲,相当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谓九侯、鄂侯、比干等之死,可能就是他们过于反对“人祭改革”而被作为人牲的。
但问题是,纣王改革态度过于坚决,或是说“一意孤行”,导致打击面太大,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太多,如此纣王怎能不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纣王固然有其“失德”之处,但也显然是一个失败却伟大的改革家,有一些悲情英雄的色彩。然而,经过后世儒家的演绎,纣王彻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千古恶人,但这些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纣王评价问题上,大概也应该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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