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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的历史成因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24-02-15  点击:179

据唐冯宿《天平军节度使殷公家庙碑》记载:“追惟我氏之权舆,二十一代祖封,在东汉桓灵间为谏议大夫,出冀州刺史,避党锢弃官,挈家眷南渡江,栖於曲阿。迈德流芳,或隐或显,粲於家牒,播於人闻。”殷侑,唐贞元末年,以《五经》登第。太和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复检校吏部尚书、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等使,累官为太常博士。追赠司空。父亲殷怿,字易从,世居曲阿。唐天宝末预感天下将乱,隐居吴门不仕。冯宿,唐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唐朝大臣。

根据江南多地殷氏族谱记载,尊殷公讳封(字建之)为南渡殷氏始祖。建之公,东汉人,于桓灵二帝间任冀州刺史、谏议大夫,后因避党锢弃官渡江,隐居润州曲阿(今镇江丹阳),后世子孙在江南繁衍生息,至魏晋南北朝时,已成为江南望族。明朝万历皇帝在与建之公裔孙、兵部尚书殷正茂闲谈时得知,其先祖为正直的东汉谏议大夫,遂谕赐“东汉世家”。建之公裔孙为此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

先祖在东汉时受“党锢之祸”牵连迫害,而弃官避难到江南(时为荒野之地),我们作为裔孙,对了解先祖蒙难的“党锢之祸”历史事件真相,很有必要,铭记历史,勿忘耻辱,感念先祖的艰辛困苦和曾经辉煌,珍惜当今的幸福来之不易,把先祖的懿德和优良家风世代相传,有助于激励我们更加团结和更好前行。

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

“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及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东汉末年,皇帝大权旁落,此时的朝堂由外戚和宦官把握,他们无视皇帝的威严,朝堂内外肆意妄为。为了使权力更加庞大,外戚与宦官不但掌控朝廷官员的选拔,任人唯亲,将一大批有志之士阻挡在朝堂之外,还大肆在朝堂内外搜刮民脂民膏。当时的朝廷已经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尽管朝堂黑暗,但仍然有有志之士希望改变当时的局面,在皇帝没有作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上诉,批判外戚专政,宦官专权。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外戚与宦官的不满,他们为了消除这些不赞同之声,引发了后来的党锢之祸。

以成瑨为首的官员惩处了当时的宦官一党,却被宦官诬陷,受到皇帝的处罚。朝堂内的有志之士纷纷劝阻皇帝,这引起了皇帝的不悦,在宦官的游说下,皇帝严惩了当时的党人,后遇大赦天下获得了释放,遭到终身罢黜。

党人看到朝堂的局面,决定要将宦官一党除掉,但是宦官事先听到了风声,胁迫幼年的皇帝,假传诏书,以此来追杀党人。当时将军并不知皇帝是被胁迫,听信了假的诏书,追杀党人,许多人在这次事件中被灭族。尽管有人侥幸逃离了都城,可是宦官权势过大,无人肯收留这些官员,逃离的这些人下场也都很凄惨,所以最后党锢之祸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

宦官为了镇压反抗自己的士大夫而进行的禁锢活动,在党锢之祸中,很多有识之士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丧命,使得朝中再无可以独当一面的良臣。深究党锢之祸的本质,就是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对士大夫进行的欺压。

第一次党锢之祸因为有外戚的帮助,士大夫没有被赶尽杀绝,并在以后又重新得到重用。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灵帝听从宦官的一面之词,不仅下令杀了陈蕃,更是让大将军窦武无奈自杀,很多士大夫也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甚至被追杀,而那些曾经帮助过士大夫的人也难逃一劫,与他们交好的人也受到了牵连,整个朝廷岌岌可危。

张俭是东汉时期的名士,由于在皇帝面前弹劾了宦官家属的恶行而触怒了宦官,在党锢之祸时被诬陷为勾结朋党、扰乱朝政,眼看无法平反的张俭选择了逃亡。在他逃亡的路上遇到了很多收留他的人,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孔融(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年少让梨的故事)。这个从小就懂得孝道的人长大后成为一名义士,自作主张收留了张俭。后来宦官们知道孔融收留张俭之事,便将其和其长兄与母亲抓起来,他们都想把罪责加在自己的身上,保护家人不让受到伤害,最终孔融的哥哥遇害,他也是在党锢之祸中被牵连的无辜人员之一。

党锢之祸给东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很多士大夫来说是灭顶之灾,在这场灾难中献出了生命,与他们交好的义士同样没有逃脱宦官的陷害。在党锢之祸像孔融这样的义士还有很多,而孔融小时候让梨的故事和长大后收留义士并与长兄母亲争夺罪名的故事,也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党锢之祸”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导致东汉政权内部的政治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加剧,宦官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从而使得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脆弱;(2)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混乱和对峙状态。同时,士族的衰落和宦官的专权,也为后来的三国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3)对汉末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文人被卷入其中,遭受了政治迫害或被迫隐居,这对当时的文化和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还间接影响了教育和学术的发展,由于政治迫害,许多文人转而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批评,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典文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党锢之祸”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力,而且对后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动乱的加剧以及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的转型。

“党锢之祸”并没有在文化上直接进行打压,但却严重打击了中国士人对天下兴亡的参与热情。自从“党锢之祸”后,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就隐逸于山林,纵情于声乐,留心于玄学。表面上知识分子风流倜傥了起来,实际上则是命运悲剧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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