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唐朝时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主要，后来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元、明、清时，进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隋朝于605年首次开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端，隋唐时，进士科只是科举各科中的其一，考的是诗赋。因为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故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在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关复核和决定名次。自此以后殿试都只定名次，而不会黜落考生。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
进士是古代学子攀登学术顶峰的荣耀，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荣膺进士头衔，仿佛触及了知识殿堂的天花板。科举制度经历了从精英选拔到普及录取的过程，进士是科举金字塔尖的象征。严格的等级制度让排名靠后的进士显得劣势，但排名并非定数，后起之秀也能书写辉煌篇章。但这至高荣誉，也根据成绩显现三个层次的微妙差别。
科举制度的演变揭秘自隋朝开创以来，科举选才经历了从“精英选拔”到“普及录取”的过程。唐宋时期，这一制度如日中天，明清时更是达到了巅峰。科举四级考试体系可分：起于地方的童生试，秀才由此诞生；省级的乡试，秀才角逐成为举人；接着是京城举行的礼部会试，贡士的称号属于佼佼者；最后，皇权亲自见证的殿试，进士——科举金字塔尖的荣耀象征。
北宋时期，殿试的残酷竞争曾让不少才子受挫，如张元（西夏军师、国相。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人。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才华出众。屡次殿试落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叛宋投夏），这位贡生屡次殿试落第后，不甘之下投奔宿敌西夏，成为李元昊的得力助手，甚至晋升为相国，他的智谋令宋朝饱受困扰。
痛定思痛，宋仁宗深刻意识到人才流失的危害，因此实施变革，废除了殿试淘汰制，确保每位参与者都有机会成为进士。这一举措被历代君主沿用，象征着朝廷对杰出人才的珍视与挽留心态，彰显了封建时代的选贤育才策略。
尽管录取全面，但排名的划分至关重要。明清殿试中，约百至三百进士脱颖而出，形成清晰的三个等级。最顶端的一甲，仅有状元、榜眼、探花，他们是真正的“进士之精华”，即进士及第。他们的未来路径非比寻常，状元直接入翰林院担任编纂（六品高官），榜眼、探花也能成为编修（七品要职）。翰林院在古代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肩负着修史撰文、辅佐决策、撰写奏折以及教育皇家子弟等重任。在这里工作，不仅能锻炼能力，还能接触到权贵核心，对仕途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一甲三杰犹如仕途竞赛中的先行者，一开始就占据了显著优势。
第二等级的辉煌——进士二甲，约40-50人的精英行列，尊称进士出身。其中，传胪（排行第四，二甲第一名）直接荣获翰林院正七品官衔，然而其他人则命运多舛，需再战一场才能跻身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犹如实习生，通过考核方能得到编修等职位或外派重任。因此，他们将一甲进士比作“天上的神仙”，自谦为“中途进修者”。尽管如此，二甲进士仍享有一些特权，如优先选岗择职，在官缺时享有优先权，故在官场昵称为“虎班”，实则实力不容小觑。
墨盒，代表三甲进士，象征着文人士子的科举荣耀，通过科举成为进士者，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同进士出身，仿佛是现在“学历等同”的标签，然而名头上的光芒明显不如一甲和二甲显赫。与前者无缘翰林院的高位，他们被局限于地方职务。
清代科举制度的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在保和殿内举行，时间为一天，只考制策一场。考生通过论述时政或理论问题的策论表现划分二、三甲。策论成绩是划分依据，影响考生仕途。一甲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享有特殊的尊荣，而二、三甲者需参加朝考以决定其后续出路。殿试中二、三甲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策论的表现，即考生在殿试中的论述能力和应对问题的才华。策论是一种要求考生对某一时政或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分析、评价和提出建议的文体，体现了考生的学识、思维、文采和忠诚。策论的题目由皇帝亲自拟定或由阅卷官密拟，以待钦定。题目多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制、教育等方面，要求考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展现对皇帝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责任。因此，殿试的策论题目通常难度较高，考验着考生的学养和才智。策论成绩是划分二、三甲的主要依据，也是考生仕途的关键。策论成绩优秀者有望被皇帝钦定为二甲进士，享有较高的待遇和荣誉；而成绩一般者则被定为三甲进士，待遇和地位相对较低。
对于二、三甲进士而言，他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被授予的职位上。二甲进士享有一定特权，其选拔和授职更为重视，名次较前的二甲进士更有机会在京城任职，品级也较为稳定；而三甲进士则仕途相对较低，主要担任知县等基层职务。二甲进士是由皇帝亲自选定，而三甲进士则是由阅卷官决定，因此皇帝更倾向于信任和重用二甲进士，愿意留其在身边或者赋予重要职责。知县是清代地方行政的最基层，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各项事务，包括民政、司法、财政、教育等，是与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官员，也是朝廷在地方的代表。知县职责繁重，权力较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地方势力、民众诉讼、财政压力、灾害等各种挑战。因此，三甲进士若担任知县，不仅需要扎实的学识和文才，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政治意识和行政能力，才能在该岗位上有所建树，为国家和百姓服务。殿试二三甲的划分是殿试的重要成果，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的比例和原则，调整考生数量和质量，以适应朝廷的用人需求和治国策略。这种划分体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然而，时代变迁中，明朝殿试以文采为重，而清朝则偏爱形式，书法成为关键。馆阁体小楷成为选拔的硬门槛，忽视了其他艺术价值。这似乎折射出一种反常，书法技艺超越了文字内涵的重要性。龚自珍这位学术泰斗，才情横溢却因书法平平仅获三甲，未能入翰林院，这遗憾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激昂之词：“我劝天公重振士风，勿拘泥于常规选材”。蔡元培，后世教育界的巨星，曾因书法之虑耽误殿试，毅然在家苦练，最终凭借精湛技艺重登科场，以二甲“进士出身”名震一时。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有时，艺术与传统间的平衡值得深思。
尽管古代科举考试的成绩并非仕途通途的唯一决定因素，严格的等级制度似乎让许多排名靠后的进士一开始就显得劣势明显。然而，在历史进程中的一甲状元们并非必然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在官场或学术上大放异彩，默默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反倒是二甲、三甲的进士们，如明代的张居正（二甲出身，成就内阁首辅，被誉为非丞相的丞相，并推行了永载史册的改革），清朝的李鸿章（二甲进士；其恩师曾国藩仅是三甲“同进士”，即使贵为两江总督和湘军领袖，曾国藩对此仍有遗憾）。这揭示了一个道理，排名并非定数，后起之秀也能书写辉煌篇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功勋盖世的人物，是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尽管这位清朝名臣仅止步于举人身份，未触及进士行列，但他的卓越功绩却使他晋升为朝廷的一品大员，甚至获得了慈禧太后的特别恩赐，被追认为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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