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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进士为何要分三等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24-03-31  点击:118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唐朝时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主要,后来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元、明、清时,进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隋朝于605年首次开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端,隋唐时,进士科只是科举各科中的其一,考的是诗赋。因为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故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在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关复核和决定名次。自此以后殿试都只定名次,而不会黜落考生。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

进士是古代学子攀登学术顶峰的荣耀,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荣膺进士头衔,仿佛触及了知识殿堂的天花板。科举制度经历了从精英选拔到普及录取的过程,进士是科举金字塔尖的象征。严格的等级制度让排名靠后的进士显得劣势,但排名并非定数,后起之秀也能书写辉煌篇章。但这至高荣誉,也根据成绩显现三个层次的微妙差别。

科举制度的演变揭秘自隋朝开创以来,科举选才经历了从“精英选拔”到“普及录取”的过程。唐宋时期,这一制度如日中天,明清时更是达到了巅峰。科举四级考试体系可分:起于地方的童生试,秀才由此诞生;省级的乡试,秀才角逐成为举人;接着是京城举行的礼部会试,贡士的称号属于佼佼者;最后,皇权亲自见证的殿试,进士——科举金字塔尖的荣耀象征。

北宋时期,殿试的残酷竞争曾让不少才子受挫,如张元(西夏军师、国相。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人。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才华出众。屡次殿试落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叛宋投夏),这位贡生屡次殿试落第后,不甘之下投奔宿敌西夏,成为李元昊的得力助手,甚至晋升为相国,他的智谋令宋朝饱受困扰。

痛定思痛,宋仁宗深刻意识到人才流失的危害,因此实施变革,废除了殿试淘汰制,确保每位参与者都有机会成为进士。这一举措被历代君主沿用,象征着朝廷对杰出人才的珍视与挽留心态,彰显了封建时代的选贤育才策略。

尽管录取全面,但排名的划分至关重要。明清殿试中,约百至三百进士脱颖而出,形成清晰的三个等级。最顶端的一甲,仅有状元、榜眼、探花,他们是真正的“进士之精华”,即进士及第。他们的未来路径非比寻常,状元直接入翰林院担任编纂(六品高官),榜眼、探花也能成为编修(七品要职)。翰林院在古代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肩负着修史撰文、辅佐决策、撰写奏折以及教育皇家子弟等重任。在这里工作,不仅能锻炼能力,还能接触到权贵核心,对仕途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一甲三杰犹如仕途竞赛中的先行者,一开始就占据了显著优势。

第二等级的辉煌——进士二甲,约40-50人的精英行列,尊称进士出身。其中,传胪(排行第四,二甲第一名)直接荣获翰林院正七品官衔,然而其他人则命运多舛,需再战一场才能跻身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犹如实习生,通过考核方能得到编修等职位或外派重任。因此,他们将一甲进士比作“天上的神仙”,自谦为“中途进修者”。尽管如此,二甲进士仍享有一些特权,如优先选岗择职,在官缺时享有优先权,故在官场昵称为“虎班”,实则实力不容小觑。

墨盒,代表三甲进士,象征着文人士子的科举荣耀,通过科举成为进士者,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同进士出身,仿佛是现在“学历等同”的标签,然而名头上的光芒明显不如一甲和二甲显赫。与前者无缘翰林院的高位,他们被局限于地方职务。

清代科举制度的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在保和殿内举行,时间为一天,只考制策一场。考生通过论述时政或理论问题的策论表现划分二、三甲。策论成绩是划分依据,影响考生仕途。一甲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享有特殊的尊荣,而二、三甲者需参加朝考以决定其后续出路。殿试中二、三甲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策论的表现,即考生在殿试中的论述能力和应对问题的才华。策论是一种要求考生对某一时政或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分析、评价和提出建议的文体,体现了考生的学识、思维、文采和忠诚。策论的题目由皇帝亲自拟定或由阅卷官密拟,以待钦定。题目多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制、教育等方面,要求考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展现对皇帝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责任。因此,殿试的策论题目通常难度较高,考验着考生的学养和才智。策论成绩是划分二、三甲的主要依据,也是考生仕途的关键。策论成绩优秀者有望被皇帝钦定为二甲进士,享有较高的待遇和荣誉;而成绩一般者则被定为三甲进士,待遇和地位相对较低。

对于二、三甲进士而言,他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被授予的职位上。二甲进士享有一定特权,其选拔和授职更为重视,名次较前的二甲进士更有机会在京城任职,品级也较为稳定;而三甲进士则仕途相对较低,主要担任知县等基层职务。二甲进士是由皇帝亲自选定,而三甲进士则是由阅卷官决定,因此皇帝更倾向于信任和重用二甲进士,愿意留其在身边或者赋予重要职责。知县是清代地方行政的最基层,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各项事务,包括民政、司法、财政、教育等,是与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官员,也是朝廷在地方的代表。知县职责繁重,权力较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地方势力、民众诉讼、财政压力、灾害等各种挑战。因此,三甲进士若担任知县,不仅需要扎实的学识和文才,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政治意识和行政能力,才能在该岗位上有所建树,为国家和百姓服务。殿试二三甲的划分是殿试的重要成果,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的比例和原则,调整考生数量和质量,以适应朝廷的用人需求和治国策略。这种划分体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然而,时代变迁中,明朝殿试以文采为重,而清朝则偏爱形式,书法成为关键。馆阁体小楷成为选拔的硬门槛,忽视了其他艺术价值。这似乎折射出一种反常,书法技艺超越了文字内涵的重要性。龚自珍这位学术泰斗,才情横溢却因书法平平仅获三甲,未能入翰林院,这遗憾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激昂之词:“我劝天公重振士风,勿拘泥于常规选材”。蔡元培,后世教育界的巨星,曾因书法之虑耽误殿试,毅然在家苦练,最终凭借精湛技艺重登科场,以二甲“进士出身”名震一时。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有时,艺术与传统间的平衡值得深思。

尽管古代科举考试的成绩并非仕途通途的唯一决定因素,严格的等级制度似乎让许多排名靠后的进士一开始就显得劣势明显。然而,在历史进程中的一甲状元们并非必然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在官场或学术上大放异彩,默默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反倒是二甲、三甲的进士们,如明代的张居正(二甲出身,成就内阁首辅,被誉为非丞相的丞相,并推行了永载史册的改革),清朝的李鸿章(二甲进士;其恩师曾国藩仅是三甲“同进士”,即使贵为两江总督和湘军领袖,曾国藩对此仍有遗憾)。这揭示了一个道理,排名并非定数,后起之秀也能书写辉煌篇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功勋盖世的人物,是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尽管这位清朝名臣仅止步于举人身份,未触及进士行列,但他的卓越功绩却使他晋升为朝廷的一品大员,甚至获得了慈禧太后的特别恩赐,被追认为进士。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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