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状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它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迁移的原因来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战乱逃难和经济谋生三种。
迁徙原因之一——政治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为把关中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人口总数在70万以上。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了戌边和开发新区，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广大地区，在河套建城设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同年，秦朝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族。秦朝政府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进行治理，还迁徙50万中原人民到那些地区，与百越族杂居。
西汉初期，为了“实关中”，刘邦继续由关东向关中大规模移民，总数不下30万人。西汉中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帝组织了向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移民，总数70余万人。此外，汉武帝还派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建立郡县，加强内地同西南的联系。
为了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而使大量的人口从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迁到河南一带。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国广东澳门的居住权。1557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强迫清政府割占香港，这样大量的外国人口迁移到中国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压迫，于1771年在首领渥巴锡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回归祖国西北。
迁徙原因之二——战争逃难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居民迁居江南，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人为逃避战祸迁往南方。317年，逃到江南的官僚、贵族、大地主，联合江南大地主建立了东晋。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一直持续到南朝，北方农民的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地区。
五代十国时，许乡中原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里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北方居民为逃避灾难，大批人口南下，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建国前，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美蒋压迫，许多人为逃避战乱，背井离乡，出现了“闯关东”（河北、山东向东北迁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内蒙古、甘肃向新疆迁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云南贵州迁移人口）等习惯性人口迁移特点。从19世纪初到建国前的五十年间由关内迁到东北的人口就有3000万左右。
迁徙原因之三——经济谋生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同汉族人民交错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西晋时期，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生活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他们原是中国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自东汉开始陆续内迁，至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等族共有几十万人，氐族和羌族有50多万人，他们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唐朝以来，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中国一些地区定居，元朝时候，又有大批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回族。
唐朝末年，契丹族（原住辽河上游）势力不断扩大，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族迅速强盛，后来建立了辽国。
元朝统一以后，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地区，为那里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
从唐朝开始，中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去到南洋，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投入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华侨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人口迁徙有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耻、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移民、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等。
五胡乱华。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后北方被前秦统一，中国呈现出前南北朝特征。
西晋“八王之乱”，胡人趁乱反晋。西晋灭亡后，出于避乱，晋朝皇室和北方黄河流域广大居民进入安定的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南渡导致了经济重心南移。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439年）。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中原沦陷”等。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
东晋建立时，中原已沦丧于胡人之手。中原汉族在祖逖、桓温等名将的带领下绝地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迁居南方的爱国将士每每以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为己任。东晋与五胡的战争，十六国之间的厮杀，使得这一时期战乱连连。河淮地区为南北交战的主战场。长年的战争使得中国的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一全国后，根据《晋书》记载，全国有2495804户，16163863人。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许多户口被隐藏，西晋的实际户口为在册户口的2倍多，最高时大约是300年前后，有3500万人，其中北方2450万人，南方1050万人。
东晋建立后，汉民为躲避胡人残暴统治，以免战火和屠杀，纷纷大量地南迁。这一时期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迁入过百万，东晋因而设置了许多侨郡侨县以安置北方流民。除了南下之外，尚有许多黄河沿线的汉族投奔凉州张氏政权、辽东慕容氏政权以及幽州王氏。慕容氏积极招纳流民，还仿效东晋政府在辽东设置了一些侨县。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剑雄认为，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损失仅比东汉末年小一些，谷底时期大约仅剩下三成多的人口。根据《十六国春秋》的记载，370年，前秦灭前燕时，从前燕得到245.87万户，998.79万人口，而前燕的辖区仅仅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的一部分，加上之前属于前燕管辖的秦陇地区和前凉管辖的河西地区，当时北方实际人口至少也有1300万了。由于西晋末南方已经有近千万人口，虽然东晋建立后尚在境内有一些战争，人口有一定损失，但这些损失都被北方南下的流民补充，所以人口仍然维持在千万以上。
安史之乱。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靖康之耻。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岳飞《满江红》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年时间。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关于这次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元末明初移民。明初大移民又称明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大槐树移民、洪洞大槐树移民等，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各种历史资料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涉及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虽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明初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籍祖来自广东等。
下南洋。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至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比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
走西口。走西口的时间大概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在内蒙这一带，晋商在明代中期时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闯关东。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东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其中以山东人为最多。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在历史上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历史的原因，人口迁徙的迁出地成为了迁出人的“根”。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故乡故土观念，认祖归宗是中华儿女重要的文化品格，国内很多地方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定为根亲文化圣地。
【原载《中华文化促进会家族文化委员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