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尚书》中的《商书》诸篇历来为商史研究者所重视，其中尤以《盘庚》三篇史料价值最高。《盘庚》全文共1283字，在西汉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今文《尚书》及东汉《熹平石经》中皆作一卷，而在东汉郑注本、东晋孔传本古文《尚书》中分列为上、中、下三篇。据考证，《尚书·盘庚》虽成书于西周初年，但该篇所载盘庚诰谕之辞则可能为晚商的实录，其中折射出许多有关商代政治制度的重要信息，为了解商代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以《盘庚》三篇内容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以及甲骨卜辞研究成果，谈谈盘庚迁殷的思想渊源、晚商都城的建制等问题。
一、盘庚迁殷的思想渊源
据文献记载，商族在建国前曾有八次迁徙，在建国后曾有五次迁都，史称“前八后五”。关于商人屡迁的原因，学术界曾提出多种不同观点，如游农说、游牧说、军事原因说、生态环境说等等。商王朝各阶段政治形势、社会状况不尽相同，历次迁都的原因似乎很难用单一的解说加以概括，但就“盘庚迁殷”而言，其迁都动因及思想渊源在《盘庚》篇中却有较为明确的反映。
《尚书·盘庚》三篇主要记述盘庚迁殷前后诰谕百官黎民之辞，其中不止一处提到商代迁都的原因，如《盘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中》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下》曰：“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概括来看，《盘庚》三篇所言迁都原因不外两点：其一，“恪谨天命”；其二，“恭承民命”。目前所见商代甲骨、金文中并无“民”字，因此有人推测《盘庚》篇中多次出现的“民”字可能是周人在改定该篇时加入，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恭承民命”不过是盘庚安抚反对迁都者的托辞而已。可以推想，在阶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商周时期，普通民众的意见不太可能影响到迁都之类的国家大事；至于“天命”思想在商代是否已经出现，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则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商人信奉鬼神、重视祭祀，如《礼记·表记》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据殷墟卜辞的研究可知，商代的宗教崇拜对象主要包括三类：其一，至上神：帝、上帝；其二，自然神：日、风、雨、雷、云等；其三，祖先神：先公、先王、先妣等。《尚书·盘庚》篇称至上神为“上帝”或“天”，如“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与卜辞所见基本一致。综观今文《尚书·商书》五篇可见，《汤誓》、《盘庚》两篇称至上神为“上帝”“天”，《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称至上神为“天”。今文《尚书·周书》中《大诰》《召诰》《多士》则称至上神为“帝”“上帝”“天”“皇天”，度其文意可以发现周初的“天命”思想较商代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从《周书》诸篇所述内容可知，周代统治者不仅认为自己是天命的继承者，而且承认商人原来是天命所归的正统，如《多士》说：“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召诰》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考虑到商周两代在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上的继承现象，可以推知“天命”思想不可能晚至灭商以后才出现，至少在周为诸侯的商代中后期业已形成。
“帝”与“天”虽同为至上神代称，但二者最初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帝”在商代甲骨、金文中最初专指至上神，后来也用来指代人王，如商末二王称“帝乙”“帝辛”。“天”本意指很高的地方，如《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后来则专指天空，因天空是宗教观念中帝之居所，人们逐渐用以指代帝，宗教观念中的“天”“帝”概念因而逐渐趋同。周初成书的《君爽》曰：“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前者以“皇天”“上帝”对称，后者以“皇天”“上帝”连称，在此“天”与“帝”的涵义已经基本等同。郭沫若说商代至上神“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考之以早期文献与甲骨卜辞，其说近是。
卜辞中“上帝”是商人祈福求佑、祈雨求年的对象，《尚书》中“皇天”控制着人世间王权兴衰、朝代更替，可见商周宗教观念中至上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这令人不能不相信《盘庚》篇所谓“恪谨天命，不常厥邑”之说。商人凡事必卜，大到方国征伐，小到田猎农事，无不以占卜形式向神灵贞问。《周礼》日：“国大迁，大师，则贞龟。”盘庚在诰辞中也说“卜稽日其如台”，“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格，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可见都城迁徙确属国之大事，事先肯定经过一再卜问，以遵从“天命”的指示、寻求上帝的庇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天命”思想在商代中后期已经出现，并成为影响政治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迷信鬼神、崇信上帝的商代，“遵从天命”即盘庚迁殷的思想渊源。
二、盘庚迁殷地点的考证
《盘庚上》开篇曰“盘庚迁于殷”，西晋时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并进一步概括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据此学术界多认为“盘庚迁殷”是商王朝最后一次迁都。关于殷都的地望，《史记·项羽本纪》述项羽与章邯会盟时说：“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集解》曰：“殷墟，故殷都也。”《索隐》曰：“殷墟，南去邺州三十里。”自汉以降史地著作多主此说，如《水经·洹水注》：“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括地志》：“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史书所云殷墟故都大体在太行山以东、洹水之滨的安阳县，此地东周时期先后为晋、魏、赵三国所有，秦始置安阳县，属上党郡，汉属河内郡，魏晋、唐宋先后归属邺州、相州，元明清三朝皆隶属彰德府。尽管如此，史书所载殷都地望仍较模糊，直到近世甲骨文发现后，几代学人经过不断研究与探索，盘庚迁殷地点才最终得以确认。
清末以来河南安阳小屯村屡有刻辞甲骨出土，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字遗存，自此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03年晚清学者刘鹗编辑出版《铁云藏龟》一书，认为甲骨文属“殷人的刀笔文字”。甲骨文发现伊始古董商为牟利对其出土地秘而不宣，1908年著名学者罗振玉几经探访终于得知刻辞甲骨出于安阳洹河南岸小屯村，后经研究指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认为小屯殷墟为商王武乙至帝乙时期的都城，率先将甲骨出土地与史书所载殷商故都联系起来。1925年王国维所著《古史新证》指出：“今龟甲兽骨所出之地，正在邺西，与古《纪年》说合……又卜辞中所记帝王讫于武乙、文丁，则知盘庚以后，帝乙之前，皆宅殷墟。”从而通过卜辞中的商王名号考证安阳小屯为盘庚迁殷后的晚商都城。1928年以后安阳殷墟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宫殿、宗庙、王陵、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刻辞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大批遗物。研究表明，殷墟以洹河南岸小屯宫殿区、洹河北岸西北岗王陵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众多商代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确属商代后期长期使用的都城遗址。此后学术界逐渐认同了王国维的观点，肯定小屯殷墟即为盘庚所迁之殷。
然而近年随着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殷墟主体遗存的年代大体属于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遗址范围内迄未发现年代早至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的甲骨文、宫殿、宗庙与王陵。据此有学者提出“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认为所谓“殷墟”并非盘庚所迁之殷都，而是武丁继位后才开辟的晚商都城。这样盘庚迁殷的地点再次成为疑问。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市区洹河北岸又发现一座大型商代城址——洹北商城，该城毗邻殷墟，规模宏大，发现有郭城、宫城两重城垣，以及宫殿、宗庙建筑基址、铜器窖藏、铜器墓等重要遗存。洹北商城确属都邑级别的遗址，其位置亦在史书所载的“殷”地范围之内，城址年代大体属于中、晚商之交，略早于小屯殷墟遗址。综合来看，洹北商城无论是遗址级别、所在地望，还是文化内涵、所属年代都与盘庚迁殷较为吻合，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其为盘庚所迁之殷都。
三、殷都的布局与建制
《尚书·盘庚》篇中，盘庚在与臣民对话时称新迁之都为“兹新邑”或“新邑”，如“予若吁怀兹新邑”“用永地于新邑”，据上述殷都的考证可知应指洹北商城而言。在此我们将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盘庚》篇的有关记述联系起来，并结合甲骨卜辞的研究成果，来探讨殷都的布局结构与宫室宗庙制度。
（一）殷都的营建与布局
今本《竹书纪年》说：“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日殷。”其说若确，则表明盘庚初即位时居于奄都，在位十四年后才迁都于殷。从《盘庚》三篇所述内容来看，盘庚迁殷显然从容而有计划，并非仓促迁都之举，事实上盘庚也不可能将都城迁往一片不毛之地，其仍居奄都之时当已着手新都的营建，至迁殷时“新邑”肯定已经初具规模。
经过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目前洹北商城的总体布局与城邑结构已基本清晰。洹北商城郭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及宫殿区位于郭城中部偏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95米，东西宽515米，总面积41万平米。宫殿区位于宫城中、北部，迄今共发现30余座夯土基址，其中以最南端的1号基址规模最大，总面积约1.6万平米。外郭城西南角发现有一座拱卫的小城，郭城北部、中部分布有中小型夯土基址群，郭城西部、西北部早年曾出土铜器窖藏与中小型墓葬，郭城东墙、南墙外侧近年发现有同时期的商代道路。研究表明洹北商城宫殿区包括l号基址在内的多座宫殿建筑始建于洹北商文化早期，宫城晚至洹北商文化早期晚段以后才开始兴建，郭城始建年代更晚，大约在洹北商文化早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可见整个都城的营建顺序是：先建造宫室宗庙，再修筑宫城，最后修建郭城。据考证盘庚迁殷是在洹北商文化晚期，由此也可证明“新邑”的营建的确在盘庚迁殷之前。
据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可知殷都的布局结构有以下几方面特征：1.郭城、宫城、宫殿建筑皆呈北偏东走向。目前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等商代都城遗址，及其附属的宫殿、王陵等重要建筑都具有这种特定的走势，究其原因，有学者推测为“殷人尊东北方位”。2.城邑、宫殿建筑皆有沿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倾向。洹北商城宫城在郭城南北中轴线南部而略偏东，已发掘的1、2号宫殿建筑皆为沿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结构，前者似继承商前期偃师商城小城的布局风格，后者则与偃师商城四号宫殿的建筑结构接近。3.宗庙建筑在都城布局结构中地位突出。据考证洹北商城1号基址为商王室之宗庙，该建筑基址位居宫城南北中轴线中部，是洹北商城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其余宫殿基址皆分布在1号基址北侧。《吕氏春秋·慎势篇》日：“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洹北商城所见郭城、宫城、宗庙的位置关系与文献记载的都邑、宗庙建制恰可相互印证。
（二）殷都的宫室与宗庙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所谓“先君之主”，指供奉先王神主（即“示”）的宗庙。在古代，宗庙的存废往往标志着国家的兴亡，如《吕氏春秋·遇合篇》曰：“宗庙之失，天下之失。”《吕氏春秋·知化篇》曰：“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可见王室宗庙不仅是祭祀先君的庙宇，同是也是王权与国家的象征，因此宗庙建筑必然成为都城布局的核心。
洹北商城宫殿区目前发现30余座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仅位于宫城中部的1、2号基址经过部分发掘，可资探讨殷都的宫室宗庙制度。1号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为四合院式结构，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85—91.5米，总面积约1.6万平米。整座建筑由北部的主殿及耳庑、东西两侧配殿，南侧廊庑、门塾与大门，以及中部的广庭几部分组成。主殿位于广庭北部的夯土台基之上，南北宽约14.4米，东西长90余米，并用土坯垒砌或版筑的墙体分隔为10间面积相近的正室，每间正室门前均有台阶。主殿正室台阶、西侧配殿台阶附近，以及基址南侧大门内外，发现有40多座长方形祭祀坑，其中有人牲、动物牺牲、玉柄形器、陶器等祭品。据研究可知，商代的宫殿建筑概有三类：其一曰“宗”，《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即供奉先君神主的宗庙；其二曰“大室”，陈梦家称为“治事之所”，即商王处理政务的地方；其三日“寝”或“小室”，陈梦家称为“居住之所”，即王室贵族起居的寝殿。洹北商城1号宫殿建筑规模宏大，并发现大量祭祀遗存，可知非生者居住的寝殿，其主殿各间正室大小相近，无主次之分，与治事之所突出大室的建制特征也不相符，因此目前学者多据1号宫殿的建制与功能，或有关祭祀遗存的内涵，论证其为商王室之宗庙。
商代有祭祀一群先祖的集合宗庙，也有特祭某一先祖先妣的专门宗庙，前者依所祀对象不同或称“大宗”、“小宗”等，后者据所祀祖妣曰名区别为“祖乙宗”、“妣庚宗”等。集合宗庙供奉的一组神主称为“集合庙主”，即卜辞中所见“元示”、“二示”、“三示”，以至“九示”、“十示”、“廿示”等，其中祭祀“十示”先祖的卜辞日：“口未卜，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所祀10位王室先祖包括在商代祀典中地位尊崇的先公上甲，以及起于开国君主大乙、止于盘庚之父祖丁的9位直系先王，有卜辞将其概称为“上甲十示”。
结合考古发现与卜辞资料，我们认为洹北商城l号宫殿即为盘庚时期合祭“上甲十示”的集合宗庙。首先，我们赞同目前学者关于1号宫殿为商王室宗庙的考证。如前所述，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1号宫殿始建年代早至洹北商文化早期，因此可以推证1号宫殿作为宗庙应始于盘庚时期。其次，1号基址主殿台基上的10间正室面积相近，无主次之分，学者认为应称为“室”或“宗室”，并推测每室供奉一位神主。1号基址东、西配殿并无宗室建筑，南侧廊庑及门塾也不可能用于供奉祖先，因此1号宫殿作为集合宗庙所祀先祖共计10位。再次，由上述辞例可知“上甲十示”起于先公上甲、止于盘庚之父，“十示”所祀神主数目与1号宫殿宗室之数正相契合。综上三点，可以证明1号宫殿为盘庚时期合祭“上甲十示”的集合宗庙。陈梦家说：“大宗的庙主自上甲起，小宗的庙主自大乙起。”1号宫殿所祀先祖起自上甲，因此或可称为“大宗”。
【本文源自网络，仅供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