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贵族，不为权力所折服，不为富贵所诱惑，不为美色所勾引，亦不为强力所屈。这种性格自古以来，影响深远，多为后世崇尚上古遗风之人所传承。
贵族之时代，起源较早，却数为战争所侵扰。上古贵族时代，是很难受控于绝对权力的，夏殷周之时，各色诸侯即便各有势力范围，但多为独立自主，他们所信仰的是天神，他们所供奉的天下共主，不过是借以与上天交流的媒介，他们的自主权力是相当大的。
而作为天下共主，则会代表上天拟订准则，这种准则建立之初可能不会带走太多阶级性的东西，其初心本身应该是为了大家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其公平性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周朝分封体系下的礼乐制度的出台，才导致这种规则逐渐演变成为权力服务的工具。
殷商前后出现的易经渊源，其混沌朦胧，其不为任何种族或阶级所服务，可为后世各色人等所演习和运用，正是源于其公平。而周朝的建立，随着政治体系的逐渐完善，真正的贵族群体开始发生变化，诸侯之间不再为礼乐、为荣誉而战，而是为疆域、为权力、甚至为女人而战。贵族精神渐渐消亡，唯独宋国，贵族精神尚有遗存。
在春秋五霸中的宋襄公，一方面为后世所耻笑，认为其迂腐，固守所谓的“尊王攘夷”，以传统的上古礼乐为基本准则，但这里要说的是，殷人与周人之间的文化渊源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又有许多仁人志士，奉承宋襄公为真正的仁义之君。
夏殷之际，贸易发达，殷人尤其注重商业与贸易，《诗经》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个相土是殷商王朝的祖先，显然从其时代，殷人就已经将贸易发展到非常广阔的疆域。《周书》载:“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王亥也是殷人的祖先，这里说的就是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以养育父母。殷人亦对上古政治管理体系进行传承和改革，禅让制在殷朝历代君主中亦有体现。在夏殷之际，除了共主身份的王，其余诸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与夏殷之主平起平坐，直到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体系的完整成型，阶级体系才真正完备。
而周人源自农耕文明，靠天给养的思维贯穿始终，其所创造的礼乐体系，亦是来自殷人。殷人的商业文化的发达，对财富的索取讲究取之有道，这种规则亦自影响到整个商人的思维体系和政治管理。从某种程度看，殷人对礼乐的固守情绪，要比周人强烈得多。而周人靠天给养的思维，则极可能形成多变的格局，即殷人制定的礼乐，殷人以之为圣经，周人制定的礼乐，周人的骨子深处是没有完全认同的，他们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们将礼乐体系形同儿戏的根源，亦是贵族血脉断绝的缘由。
所谓封建，即是有封才有建，这个词语的产生跟周朝的分封制度绝对有关系。周人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因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自认的，而不是诸侯们所拥戴的，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夏殷之前的诸侯或者部落主，多有不同姓氏，到周朝建立后，天下则成了姬姓诸侯的天下，姬姓子弟广布在中华广袤大地上。到春秋时代，齐桓公以非姬姓成为第一个霸主，即是对周王室的冲击。这即让有着先天贵族血脉的宋国人看到了希望，宋国人源自殷商，传承贵族文化，某种名义上甚至是周王室的老师，宋襄公便想重振祖先雄风，壮大宋国。
宋襄公的战败，是对贵族规则的绝对遵循。所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体，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即是将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提并论，其标准其实就是贵族精神的标准。即便是衰败之际的周王室，周夷王时代也有“勿殄老幼”、“勿怜伤病”的规定，在上古军事作战中，可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战争修养。但到春秋战国后期，“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宋国的贵族风格弥足珍贵，但又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宋襄公可称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乃至整个封建文明时代的最后贵族，也是最后的武士。
（本文摘自网络，题目编者加，略有改动）
2018年岁次戊戌孟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