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是元朝的基本民族政策。虽然元朝的法律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到“四等人制”，但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对元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综合归纳，最终提出了“四等人”的概念。
四等人制度的形成和蒙古征服的先后顺序有很大的关系。蒙古人作为元朝的“国族”，其地位最高，这自然是无可改变的；蒙古崛起后，先消灭的是西辽、西夏、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一部分，也有部分地区延伸到伊朗等国）等，于是西域、中亚大量的色目人进入了蒙古的统治阶层，为蒙古服务，其地位也就仅次于蒙古人。例如蒙古的文字就是由回鹘人制定的。
元朝时期的汉人，蒙古方面称之为“契丹”。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他认为中国有两部分，北方为契丹，南方为蛮子，这里的契丹就是北方的汉人，包括已经汉化的女真人、契丹人等。自窝阔台以来，大量的汉人谋士为蒙古服务，进入了蒙古帝国的上层，例如耶律楚材曾成为了蒙古的宰相。
在元朝建立之前，除了蒙古人之外，其他民族都被视为被征服者，因而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只有归顺和不归顺的区别。而元朝的等级制度是忽必烈时期逐渐形成的。忽必烈上台之前有大批的汉人追随，他们围绕在忽必烈周边，形成了一个汉人幕府。1260年，忽必烈称汗，汉人幕府集团则积极为新帝国的制度建设提供建议，于是中书省等机构建立了起来。在捍卫之争期间，中书省主要的人员基本都是汉人。在地方，华北存在大量的汉人诸侯，他们和蒙古诸侯一样拥有镇守一方、子孙世袭的特权。那时候汉人的地位不仅仅远高于色目人，甚至还能够和蒙古人一争高下。1261年，汉人世侯之一的李璮发动了叛乱，并牵连了大量的汉族官僚。忽必烈在平定叛乱之后，就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着眼，大力削除了汉人世侯，在北方“改土归流”（废除汉人世侯制度，改有中央政府委派流动官员直接进行统治，并委任有任期、不世袭的流动官员进行治理）。汉人世侯被废除后，汉人就没有了军队，既然没有了军队，那汉人的地位就只能下降了。
在中央，忽必烈改变了过去只重用、依赖汉人的政策，开始采取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长官、首长的统称。行使军政、民政和司法等职权。在路、府、州、县均设有此职，并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的基本政策，也就是蒙古人掌握地方的兵权、镇守地方，汉人掌握地方的行政权，而色目人则掌管地方的财政权。如此，汉人和色目人就可以相互牵制。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汉人和色目人的斗争。汉人虽然在治理国家方面十分擅长，但在理财上不如色目人。而忽必烈时期穷兵黩武，财政压力很大，因而十分依赖色目人的理财能力，于是色目人的地位急剧上升。
1264年，色目人阿合马（元朝初期大臣，理财能手）合并了中书省和尚书省，权倾朝野。当时的汉人只能围绕在太子真金身边，与之抗衡。1280年，阿合马被汉人官僚集团谋划刺杀。不久后，忽必烈让汉人卢世荣（原名懋，大名人，元朝经济学家，著名理财宰相）进行理财，但卢世荣的改革基本是推行北宋的国家垄断政策，威胁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最终弹劾处死。此后，忽必烈又让色目人桑哥（元朝宰相）来总理财政，元朝又进入了到了桑哥专权时期。
这时期，元朝已经灭南宋，元朝将南宋境内的居民统一称之为“南人”。由于南人在元朝的建立中没有发挥任何重用，因此南人并没有任何人被调遣到中央为官，南人成为了等级最低的官员。但桑哥执政期间，南方的反叛、起义是此起彼伏，为了安抚南人的情绪，忽必烈不得不让赵孟烦、张伯淳等南人进入中央，参与政务。1286年，桑哥提出了一份新的中书省大臣名单，这份名单中色目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南人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是北方汉人只有一个名额。可见，当时色目人已经牢牢确立了第二等级的地位。
汉人无法和色目人争夺，于是就开始和南人争夺第三等级。在这个过程中，南人不断攻击桑哥敛财的行为，最终南人基本被罢免。在桑哥倒台后，北方汉人重新进入了中书省，但数量依然不及色目人。而南人则从此被排挤出了中书省。“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于是，南人第四等级的地位就被这样确立了下来。
汉人虽然也参与了中书省的政务处理，但一旦遇到军国大事，汉人需要回避。1297年，元朝规定各道的廉访司（元朝监察机构，御史台分司机构）长官必须要以蒙古人担任，如果缺了，就以色目世臣担任，其次才是一般色目人和汉人，而南人则不能担任。直到元朝末期，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为了安抚人心，才在朝廷内部任用了一些南人。
中央的官员的名额只是元朝民族等级制度的一个体现，元朝的民族政策还体现在法律、赋税和选官制度方面。
如法律上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要是杀死了汉人，那就支付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免责，而汉人要是杀死了蒙古人，那就处死刑，并且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汉人犯罪归刑部处理，而蒙古人、色目人犯罪则归宗正府处理。以上提到的只是法律上提到的冰山一角，其余的条文，不胜枚举。
1314年，元朝恢复科举制度，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乡试各取七十五名，会试各取二十五名。由于汉人和南人的人口远超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就是使得这种录取缺乏了公平。而且汉人基本只能通过科举为官，而蒙古人则可以通过怯薛制度（是元朝时期的一种重要制度，具体表现为大汗的宫廷护卫亲军，同时也承担着各种宫廷服役的任务。该制度逐渐由军事集团变为上层特权集团，成为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腐败和干预朝政提供了温床）等为官。
另外，元朝对汉人的生活行为也做出了诸多的限制。为了限制汉人武装力量的发展，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猎者处极刑，百人以下流远方”，“畜鹰犬猎者，没人家资”，禁止汉人学习枪棒、聚众迎神赛会，甚至集市。灯火也要禁止。当然，元朝虽然有民族歧视和等级制度，但是并没有网上流传的诸如“初夜权”、“不准百姓拥有菜刀”的谣言。元朝的这种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其本质也是一种阶级压迫。也非所有的蒙古人都能够享受第一等级的待遇，蒙古内部也有大量的平民、奴隶，他们不仅没有特权，还被迫接受奴役，甚至比汉人还要惨淡。
元朝长期坚持这种民族等级制度，最终加速了元朝的灭亡。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到1368年在中原的统治就结束了。由于元朝长期实行“四等人制”，导致汉人被分裂为汉人和南人，南北矛盾加速，以至“南北之士，亦自町畦（注：界域；界限），以相訾（注：相互讲坏话）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直到明朝初期，南北方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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